2.貴和尚中的和諧理想

  看重和諧，崇尚中道，是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內容。

  在中國人看來，和諧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美的境界；行為適中，無過無不及，是最好的狀態。這種貴和尚中的價值理想和行為規範，貫穿從先秦到近代以至當代的文化發展歷程。

  早在西周時期，就有思想家對和諧理論作了探討。當時的探討是將「和」與「同」兩相比較而進行的，一般稱為「和同之辯」。西周末年，史伯闡述了和諧思想的內涵和意義。他指出，不同要素的有機結合，才能形成多樣統一的狀態，達到和諧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產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悅耳動聽的音樂；善於傾聽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樂如一」的局面。他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120]不同事物之間彼此為「他」，「以他平他」即是把不同事物結合在一起；不同事物相互結合而達致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產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會有質的變化，就不可能產生新事物，事物的發展就停滯了。春秋末年齊國的晏嬰進一步用「相濟」「相成」的思想豐富了「和」的內涵。他以君臣關係為例闡明了「否可相濟」的深刻道理。他強調：「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121]可否相濟便是「和」。通過「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的綜合平衡，使君臣之間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諧統一關係，以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轉。

  孔子繼承了史伯、晏嬰的和諧思想，並將其具體化為「和而不同」的文化觀。他的名言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2]。他曾經闡述道：「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123]孔子不僅將是否能夠奉行「和」的思想原則作為劃分君子小人的標準，而且將其作為檢驗是否遵循先王之道的試金石。其實，在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中，無論是關於仁的內涵的闡釋，還是實行仁的方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和」的局面。他關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24]的價值準則，說到底是要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同樣，他極力倡導的恭、寬、信、敏、惠五德，孝悌原則，忠恕之道等，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孔子的重「和」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以後，儒家學者進一步發展並逐漸完善了貴「和」的思想。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論，要求達到心、性、天的和諧，是貴「和」思想的新發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學，以先秦原始儒學為基礎，援陰陽五行入儒，使之成為理論骨架，結合法、道、墨、名諸子思想，利用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理論成果，建構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新儒學，進而論證人與人之間、天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內在和諧統一，更是將貴「和」思想發展到新的階段。

  本書首發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有名的「厚德載物」思想，實質上包含著、體現著和諧精神。以寬厚的道德承載萬物、處理人世間的一切事情，既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又突出了人際關係的和諧統一。傳統精神文化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思想，具體表現為不以征服自然為滿足，不以破壞自然為樂事，而是順應自然、因勢利導。孔子贊成用魚竿釣魚，反對用大網攔河捕魚，以防止魚資源的枯竭；孟子主張在適宜的季節伐木，以免妨害樹木的正常生長；荀子反對在草木生長的季節採伐樹木，反對在魚類繁殖的季節在河裡捕魚、毒魚；《淮南子》的作者們明確反對「涸澤而漁」「焚林而獵」，等等。這類例子，都是維護生態和諧、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可貴思想。

  傳統思想文化關於人際和諧統一的思想，具體表現為個人之間、民族之間、邦國之間的友好平等。對於個人關係，《孟子·滕文公》提出了「五倫」的觀點：「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五倫中，處理彼此關係的基本準則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婦隨，兄友弟恭。孟子的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5]，突出了「和」的地位和價值。對於邦國關係，《周易·乾卦》彖傳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尚書·堯典》說：「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是講民族之間、邦國之間的友好相處，和諧統一。《尚書·堯典》讚美古代聖王的德行時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易傳》所說「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是「和」。對於民族、邦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傳統思想一般反對暴力而主張和平解決。《孫子兵法》有一個著名的不用打仗而解決戰爭問題的觀點：「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至於個人之間的矛盾衝突，傳統思想都是主張採用和平方式解決。站在正派的立場，為人的基本態度應當是「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26]「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7]的行為準則，這樣，矛盾分歧就能和平地解決，甚至可能防患於未然。北宋大思想家張載說過：「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28]這是對事物及其現象的一分為二、矛盾鬥爭及其解決方法的精闢闡釋。張載這種觀點，在中國古代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傳統人文思想認為，和諧的最佳狀態是「太和」。這個觀點最早是《易傳》提出的。它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129]太和，是至高無上的和諧狀態。《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就是儒家的「太和」境界。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論述道：「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氳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在張載這裡，太和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最高範疇——道，它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體和諧狀態。這種和諧蘊涵著浮沉、升降、動靜的相互激盪和轉化，是整體、動態的和諧。

  中國古代的「貴和」思想，往往與「尚中」的觀念緊密聯繫。「和」是「中」的結果，「中」是「和」的表現，也是實現「和」的方法。「和」與「中」，在思想方法和價值境界上都是貫通的，因而二者往往連用。《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狀態，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以「中」為度，「中」即是「和」，這是傳統和諧理論的基本思路和認知準則。

  從總體上看，先秦兩漢儒家的中和理論，是以中庸為思想基礎，以「禮」為價值標準，以對統一體的保持、對競爭觀念和行為的抑制為特徵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影響深遠的中庸之道，雖然也包含有不偏不倚、合理適度的持中之意，但它往往是用犧牲效率的代價去維護統一體的存在，從而成為一種過分強調因循而輕視甚至壓制變革的思想觀點。董仲舒們堅持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130]的守成式和諧論，就是明證。

  正如中國文明的早熟一樣，中國古代貴和尚中的思想，也是早熟的。它降生於動亂迭起，「道術將為天下裂」[131]的時代，其實質內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價值取向，也與「爭於氣力」的時代大相逕庭。然而，它表現了中國倫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社會進入和平發展之時，便凸顯出它的價值。因此，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步入大一統的常軌，以儒家為代表的貴和尚中思想，正好適應了大一統的政治需要，迎合了宗法社會溫情脈脈的倫理情感需要，從而成為民族文化中的情感心理原則。漢代董仲舒的三綱五常理論，宋明理學家的天理人慾之辯，都是以「中」為度，以「和」為歸結的，是先秦儒家和諧理論的不同表現。

  貴和尚中思想，作為古代東方文明的精髓，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一個構成部分，它的積極作用占主導方面。由於全民族在貴和尚中思想方面的認同，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這對於社會穩定和協調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做事不走極端，努力維護集體利益，求大同存小異，保持人際關係和諧，是中國人普遍的行為準則。這對於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拓展，對於統一的多民族政權的維護，無疑有著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