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堅韌不拔的從道精神

  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堅韌不拔的從道精神。這種以道為尚的精神取向，充分體現著中華民族追求崇高、為了理想而不懈奮鬥的頑強精神。

  早在先秦時期，從道精神就已經形成並頗有特色。這個從道思想，從根本上講，就是堅持道的至高無上，自覺維護道的權威，堅持道的理想價值，一切唯道是從。其中，孔子的從道思想是重要代表。

  孔子一貫以道為尚。在他心目中，道至高無上，必須堅守不渝。對此，他有一系列的論說。諸如：「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91]；「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92]；「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93]；「道不行，乘桴浮於海」[94]；「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就有道而正焉」[95]；「篤信好學，守死善道」[96]；「以道事君，不可則止」[97]；「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人能弘道」；「道不同，不相為謀」[98]；「行義以達其道」[99]。孔子的一生，都在堅韌地實踐其從道思想，雖歷經磨難而矢志不渝。這種從道思想，實際上就是道德理想的高揚，是價值理性的體現。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從道思想。孟子說：「道則高矣美矣」，「達不離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100]；「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101]；「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02]；「獲於上有道，……信於友有道，……悅親有道，……誠身有道，……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103]。孟子倡導的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四端」說（惻隱——仁；羞惡——義；辭讓——禮；是非——智），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認識路線，仁政理論，等等，都是從道思想的表現。

  荀子的從道思想也是對孔子有關思想的繼承。荀子的從道思想，集中表現為他的禮論。他說：「禮者，表也」[104]；「禮者，節之准也」[105]；「禮者，治辨之極也」[106]；「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107]；「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學至乎《禮》而止矣」[108]。

  漢代董仲舒把從道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他提出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109]的著名論斷，闡發了唯道是從的觀念。他說：「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110]；「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111]。他極力論證的天人感應思想、三綱五常的道德論等，都是其從道思想的體現。

  明清之際，顧炎武大膽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112]的論斷，反對君主獨裁，要求分權而治。王夫之宣稱「天下非一家之私」[113]，極力提倡「不以天下私一人」[114]。李贄針對當時一切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現狀，主張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如果「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115]。黃宗羲直截了當地說君主是「天下之大害」[116]。戴震批判宋明理學的天理人慾之辯是「忍而殘殺之具」[117]，揭露理學家是「以理殺人」[118]。唐甄更為深刻地指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119]這些，都是傳統精神文化中從道思想的發展。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不斷革故鼎新，學習西方進步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以增強自身力量，其內在動因，是從道精神的鞭策。

  1978年以後，中國人民能夠從僵化的政治教條和體制中擺脫出來，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走與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道路，並最終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軌道，也是與中國文化中的從道精神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