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近現代歷程

  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雖歷經坎坷，但卻始終是在告別古典主義，增強現代意識，追趕世界潮流的逐漸現代化的道路上前進。梁啓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尖銳地指出：「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覺得有捨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的時間，比較的很長，一一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89]

  回顧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史實，應該承認，梁啓超的這些論斷是相當精當而深刻的。國內學者龐朴先生認為，梁氏的這段言論，「有助於人們去認識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之史實」，他進而對梁氏的觀點加以發揮，認為整個中國近代史在文化上的表現，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從鴉片戰爭，中經1861年開始的洋務自強運動，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經世致用」觀念復活，富國強兵呼聲高昂，從器物上承認不如西洋文明，而覺得有必要於此捨己從人的時期；（2）從甲午戰爭失敗，中經戊戌變法運動，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懷疑一切成法，發揮創造精神，從制度上承認不如西洋文明，而勇於革除勇於建立的時期；（3）從辛亥革命，中經粉碎帝制復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新舊思想最後較量，東西文明全面比較，而從文化根本上認真反思的時期。這樣三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在自身的發展進程中，承受了外來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衝擊和日本文化變革的誘發）的壓力，而逐步蛻變、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現代文化的乾旋坤轉的偉大時期。[90]

  顯而易見，梁啓超和龐朴的論說，都不僅僅是簡單的史實描述，而是有著高度文化建設自覺性的理論提煉。可以說，這正是對中國文化近代歷程的「批判」。這正是中國知識界在文化近代化歷程中的文化意識的覺醒，也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思想推動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和龐朴都只是在文化結構的層面上，對中國文化在近代的邏輯展開作了史論兼備的清理而已。區別只是在於：由於時代條件的不同，對文化結構理論的體認和把握，梁氏是不自覺的（或者說是自在的），龐氏是自覺的。在我們今天進行更高層次的新型的文化批判和價值重構的時候，更加應該注意的是，近代以來文化批判和價值重構的艱難歷程與整體態勢中，哪些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特點，哪些是應當克服的具有傾向性的思維偏向。何以近代以來關心中國文化命運的人總是有「文化斷裂」「價值失落」的悲悵之情？何以人們總是在安身立命之道的建構和尋繹中有著極為深沉的茫然之感？

  眾所周知，自明清之際以來，中國社會先後經歷了「天崩地解」和「狂飆突進」式的巨變。兩千年封建專制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產生，伴隨著鴉片戰爭以來歐風美雨的襲擊，催發了現代新型文化誕生前的陣痛。鴉片戰爭的硝煙，給中國大地同時也給中國傳統文化罩上了陰雲。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不僅是對大清帝國閉關鎖國政策的批判，同時更是對日益走向衰敗之路的封建文化的武器批判！它導致了被動的對外開放，並開啟了「後發外生型」的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歷程。太平天國運動和洋務運動，既是對封建文化的武器批判，更是對其價值系統的思想批判。它們從不同的層面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積極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進行了重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從更高的層次上，從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中，清算了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消極面，吸納並實踐了西方文化的積極面，是在更高層次、更為自覺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化的理性批判和價值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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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看出，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整個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態勢，具有明顯的整體特徵：用激烈的方式（包括以「改良主義」著稱的戊戌維新）達到漸進的改良。態度決絕，方式激烈，求變心切，這是要求衝決封建網羅的所有進步人士的共同情態。但由於社會處於轉型過程中，死的拖著活的，舊的阻礙新的，激烈的求變方式所換來的只能是漸進的改良。文化進步走的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還沒有產生，由於沒有嚴整科學的理論指導，致使這種激烈的文化批判並不徹底，迫切的價值重建軟弱無力，側重於破（政治否定），忽視於立（重構），結果導致的是價值失落感的油然而生，文化斷層論的不斷出現。

  新中國的誕生，在新的基礎上開始了偉大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在一代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下，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開始了全新的進程。但由於領導層主觀指導的失誤，改革開放前，批判流於簡單的政治否定，重構陷入種種思想誤區。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以所謂「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相標榜，將中國傳統文化看做一團漆黑，將古代社會的文化簡單地等同於「封建文化」，必欲剿盡殺絕。所謂的「批判」，成為政治上的臉譜式的「劃線」，是一味的絕對的否定。事實證明，將本民族傳統文化貶得一文不值的結果，是自我阻斷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的長河，拋棄安身立命的價值之源，從而導致精神無所依歸，行為缺乏文化的靈氣。同樣，對於西方文化也採取了一概貶斥的幼稚態度和簡單方式。所有資產階級革命以來創造出的現代文明，都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變態心理拒之門外，被階級鬥爭的大棒打得七零八落，說得一無是處。結果是自我封閉了異質文化交流的渠道，破壞了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截斷了使民族文化精神生命鮮活的又一源頭活水。這樣，中國的本土文化是「封建階級」的，西方的外來文化是「資產階級」的，拋棄「古」而談今，否定「西」而談中，當然是游談無根，「今」無以立，「中」難以強，只好在自我製造的政治鬥爭的旋渦中掙扎。於是，精神生命不僅不能得到提升，得到安頓，反而不斷遭到削弱，以致一度出現凋敝現象。更為嚴重的是，作為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民族文化價值系統沒有建立起來，人們的行為缺少明確堅實的價值行為導向，只好盲從種種不合時宜的政治運動，並在這種盲從中不斷地自我否定，自我貶抑，進而導致了獨立人格的喪失，民族精神的萎縮。

  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文化的新生。物質、制度、思想三個層面的全方位改革，以高度的民族自信推展的對外開放，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具有新的時代精神和價值烙印。經過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上下都已經達成一些共識：首先，中國應該走向世界，而且也必然要走向世界，同時，也要讓世界走向中國，而且也必然要走向中國。其次，要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更新、改造中國文化。再次，必須建立一整套嚴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和法制的系統，爭取逐漸走出人治的困境。最後，堅持辯證思維，反對全盤西化和國粹主義的片面性。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走向未來，走向現代化。而這正是我們在痛切地反思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的歷程之後，所得出的不爭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