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思想家鑄造文化傳統的主要途徑

  顯而易見，上述文化傳統的形成，是和思想家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實踐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文化傳統與思想家之間，有著極為深厚的精神血緣關係。

  思想家作為時代精神的理論體現者，作為民族文化命脈的傳承者，他們既代表著傳統，同時更鑄造了傳統。思想家對傳統的鑄造，是通過多方面的環節和複雜的社會機制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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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對民族精神的凝聚，對時代精神的概括，特別是對歷史文化的理論提煉，對繁茂蕪雜的文化表象的透析，是鑄造傳統的首要方面。孔子用仁禮一體的思想體系概括西周以降的文化精神，表達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並努力將其社會化、大眾化，以規整人心，是對那個時代民族精神的理論提升，實際上也是對文化傳統的培育。董仲舒順應漢代社會發展潮流，利用瀰漫於全社會的陰陽五行觀念，發揮儒家思想的文化整合功能，淋漓盡致地闡發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孔孟而又超越孔孟，把漢代開國七十餘年的諸多文化思潮，有機地納入天人感應的理論體系之中，包容在以儒學為主的文化框架裡面。此後，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三綱五常這類中國文化特有的命題和觀念，逐漸成為全社會共同的思維路向和價值規範，從而也就成為新的傳統。

  弘揚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傳播價值系統的基本理念，也是思想家鑄造傳統的重要途徑。中國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視文化生命的開掘和價值觀念的傳播，由此引導人們在文化命脈方面自覺地「認祖歸宗」，從而逐步形成看重傳統、認同傳統的悠久歷史感和擔當感。孔子為了實現他的仁學思想，奔走天下，雖頻遭困厄而矢志不渝，表現出對人道和人性尊嚴的執著。他開辦私學，以堅韌不拔的弘道精神，培養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為民族文化生命的開掘、延續和廣泛傳播作出了前無古人的貢獻。此後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大思想家，繼承發揚了孔子「人能弘道」的精神，竭盡全力闡揚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和活潑生命，授徒講學，著書立說，為中國文化的宏大，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可以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主體內容的仁義禮智、忠孝廉恥等基本準則，在古代中國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深厚綿長，是與這些思想家的精神創造活動密不可分的。更為重要的是，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文化保守傳統特別根深蒂固，充分體現出思想家的活動在建構文化傳統方面的不可磨滅的影響和功績。誠然，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人們對于思想家們鑄造這些傳統的是非功過，可以見仁見智，但思想家們確實鑄造了那個時代的傳統，卻是不爭的事實。

  合併創新的思想體系，更新既成的思想文化，也是思想家們鑄造傳統的重要環節。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面對不同的文化遺產，承擔著不同的時代使命，有著不同的歷史責任。繼承以往文化的基本精神，結合時代條件，推陳出新，創造轉化，為文化的開新提供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每個時代的思想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從孔子的仁學思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架構，以儒為宗的思想家在以經統權、以權補經的漸進改良的思維導向下，創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體系，更新了舊有的思想文化，開拓了文化發展的新的精神方向。同樣，從先秦老莊的道法自然，到秦漢之際黃老學派的因應無為，再到魏晉玄學的體用本末，以道為體的思想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理論觀點，不斷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為傳統的繼承和開新拓展了道路。至於前期法家從法、術、勢各執一端到戰國末期韓非集其大成而熔鑄一體，所體現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進化論的變異觀，也同樣是據舊圖新、棄舊圖新的開創精神的明證。這些，都從不同的層面開創並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文化變革傳統。

  通過制度文化的建立和鞏固，規範人們的行為，影響人們的心理，也是思想家鑄造傳統的重要途徑。如果說，孔、孟、荀對仁禮義之類的人倫規範的提倡和實踐，還停留于思想文化的無形層面上的話，那麼，董仲舒的一系列政治活動和文化實踐，則是把它提到了制度文化建設的可操作的現實狀態。董仲舒系統論證的三綱五常的道德論，實際上是從家庭制度、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的建設高度，把社會的內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結合起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者指涉的對象不同，調控的目的不一，但終極目標是政治秩序、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其間君主至上的權威意識貫穿始終。而且，由這三綱所導引，層層隸屬，最後都自覺認同於封建專制制度。有君為臣綱的理念便有君主獨裁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有父為子綱的規定，便有父家長制的「天理」存在；有夫為妻綱的訓導，便有男尊女卑的封建「神聖」觀念。這三者之間，前者本來屬於政治的範疇，後兩者本來屬於家庭的範疇，但經過董仲舒這麼一整合，便使三者交相滲透，政治制度和家庭制度融貫為一，政治家族化，家族政治化，從而使先秦儒家政教合一的所謂王道政治由空想變成了現實。此外，董仲舒提出的官吏考選制度，特別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更是從制度上落實了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在制度上開通了文人治國的道路。由此，政治上對當代君主和現實政治絕對服從，家庭中父家長一人當道而顯示出的服從權威、服從權力的傳統，以及讀書做官以施展抱負的傳統，便逐漸由隱轉顯，充塞人心。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傳統的確立和日漸強化，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的層面上，表現出並完善了為政治服務的傳統。

  參與政治活動，借政治的力量擴大自己觀點的影響，以形成普遍、廣泛的社會基礎，也是思想家鑄造傳統的重要途徑。孔孟遊說諸侯，希望儒家學說見用於世；韓非為帝王設計，要通過政治實踐使法家思想一統天下；董仲舒對策朝廷，藉助武帝的政治力量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韓愈鼓吹道統，上書憲宗，諫迎佛骨，實際上是想藉助政治的力量擴展儒學的地盤；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封建士大夫們標榜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究其實質，「達」是仕途通達，居廟堂之上，即政治上得勢；「窮」是失意落魄，處江湖之遠，即政治上失意。這兩種看起來截然相反的結局和旨趣，實質上不過是依附政治、利用政治、服務政治心態的一體兩面而已。無可否認，思想家們對政治的熱衷，在客觀上有著宣傳自己學說、影響社會的重大作用。而相同思維路向和價值取向的思想家的世代接力，最終必然有助於特定文化傳統的構建。顯而易見，這種情況也充分反映出服務政治的傳統是何等普遍，何等豐厚！

  毫無疑問，文化傳統的形成，有其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絕非人們主觀意向所隨意決定。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承認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思想家在文化傳統的鑄造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的實現，往往是通過對屬於深層結構的傳統思想文化的詮釋和新的思想體系的創建而實現的；同時，它也往往是通過對現實的制度文化的闡揚和新型文化制度的創建而實現的。否認特定時代條件的制約，是非歷史主義、違背歷史決定論；而否認思想家精神活動的重要作用，則是機械決定論，而非辯證的、非能動的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