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家促成的主要文化傳統

  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發展表明，思想家與文化傳統的形成、鞏固、發展和轉化，有著深厚的關係。思想家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實踐，促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化生。大致說來，思想家所促成的文化傳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保守傳統。

  文化保守傳統，指在民族文化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思想家根據自己對歷史文化的體悟，對現實文化狀況的審視，對未來文化發展趨勢的瞻望，而對此前的歷史文化基本精神價值的肯定，以及對這種基本精神價值的時代性闡發和創造性轉化。就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而言，就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傳統類型而論，文化保守傳統是最為深厚、最為持久，同時也最能夠固攝人心的一種傳統。

  文化保守傳統主要表現為守成意識、道統觀念、傳統崇拜、崇古取向、經學思維等。

  守成意識集中體現在儒家身上。先秦儒家追求「常道」的把握，熱心維護既成的文化構架、社會氛圍和人倫秩序。孔子反對當時的社會變革，一心維護「周道」，主張保持並鞏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有序的政治倫理規範，堅決擯棄超越傳統規範的思想和行為。說到底，是要弘揚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已經形成的文化傳統、文化氛圍不因時代條件的改變而喪失。孟子的仁政學說，以仁義安定天下、統一天下的思想、先王觀念等，實際上是用既往的價值觀念規範人心，整肅社會，維持恆常不變。漢代董仲舒創建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理論體系，提出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總原則，為的是維護劉漢王朝的一統天下，為封建統治秩序的萬世長存提供理論根據。他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76]，便是儒家守成心態的典型表露。總之，對於已經形成的狀況，對於穩定的社會政治局面，儒家特別鍾情，而對於變動中的政治秩序和價值觀念，他們往往持批評立場，至少也是抱著游離的態度。守成意識經過儒家學者代代相傳的倡導、傳播和實踐，特別是經過統治者在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強化，逐漸形成一種上下樂道、代代相守的穩固的文化觀念並廣泛化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道統觀念也是文化保守傳統的重要內容。從孔子開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便是儒家學者津津樂道的「聖聖相傳」的統緒。孟子更將道統接續到孔子，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為論題，「歷序群聖之統」[77]，後來逐漸瀰漫於全社會，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文化認同扭結。唐代韓愈的道統論，更是從理論高度確認了道統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使道統觀念成為保守固有文化、向歷史傳統歸依的凝固劑。宋代理學家程顥宣稱，提倡道統論，是為了「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以避免「人慾肆而天理滅」[78]。顯然，程顥在這裡是企圖用道統觀念來整合人心，使被障蔽的「聖人之道」（既往的文化傳統）煥發生機，這是十分明確的文化保守主張。

  作為文化保守傳統的傳統崇拜觀念，也是以既往的文化成果為歸依，以先人遵行的傳統為安身立命的圭臬。在古代中國，傳統主義者一直占據社會文化的主導。對於以往的道德、制度以及一切長期沿襲的心理和行為習慣，傳統主義者都大加讚賞，甚至頂禮膜拜。先王之道、聖人之言，是絕對不可懷疑更不可違背的。儒家經典《孝經》勸誡人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理學家朱熹表白：「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重視實學的李塨表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79]這些，都是傳統崇拜的文化氛圍擠壓之下出現的畸形現象。在傳統崇拜的氛圍籠罩之下，凡是敢於蔑視傳統、對抗傳統者，都會受到朝野上下的口誅筆伐。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其思想實質，是對傳統的反叛和超越。王安石倡言並大膽實踐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針對傳統崇拜的痼疾而發。但這種對傳統的激烈反叛，最終還是敗在了傳統手下。這剛好反襯出傳統崇拜的「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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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古取向也是文化保守傳統的重要方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以古聖先賢的言行為楷模，從歷史中尋找修齊治平的依據，按照古人既定的原則辦事，是人們不可移易的價值準則，也是普天認同的思維「範式」。無論君主的治國安邦，還是庶民的立身行事，都要從古代尋找理論依據或典型事例，以增強自己的說服力和權威性。一場改朝換代的秦的統一，要聲言自己的天下是繼承往古的周「德」而來；一部醫書《黃帝內經》要託名「黃帝」，以表明源遠流長，無可非議。這種崇古取向，豐厚了文化保守傳統的底蘊，使傳統社會的保守主義長期引領風騷，道統權威長期高揚，從而逐漸形成並強化了中國社會的求穩、守成的保守風氣。

  文化保守傳統的又一個重要內容是經學思維。經學的根本特點是墨守成規，不想也不敢超越舊有的思維框架、價值體系、倫理規範，而只是依照傳統已經認可的經典辦事，維護經典的純潔性和至上性。一切思想、觀點、情趣、心態，都必須而且也只能通過對經典的注釋而闡發出來，所謂「注不破經」，所謂不「以傳代經」，都是保守已經得到社會認可的規範性、權威性思想的經典的「經典」性表述。經學思維的形成和在古代社會的深遠影響表明，文化保守傳統作為一種習慣性力量，是何等強大，何等綿延不絕！可以說，近代以來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中的種種磨難，經學思維的干擾是一個重要原因。

  （2）文化變革傳統。

  與文化保守傳統相對應，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也存在著文化變革傳統。這種文化變革傳統，是在時代條件的激發下，思想家根據對此前的文化傳統的省思，提出並通過社會實踐進行的文化重構工作。在中國古代，所謂變革，一般指「變舊革新」，多指改革制度、法度而言。《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這就是說，變革的範圍是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與此對應，親親、尊尊、長長之類的思想文化是「不可得變革者」。考諸秦漢以後的文化演進歷程，不難看出，在總體上，文化變革傳統的指涉對象，主要是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層面的東西。這正應了漢代儒學宗師董仲舒的話：「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80]這種以「改制不易道」為基本指導思想的文化變革，從理論實質上看，屬於漸進而溫和的改良。

  以漸進而溫和的改良為特徵和目的的文化變革傳統，充分體現在儒家學者身上。戰國末期，荀子從時代條件出發，在孔孟儒家基本思想框架之內，援法入儒，既「隆禮」，又「重法」，把孔子仁禮一體的思想體系改鑄為禮法結合的嶄新體系，從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了儒家思想，在制度文化的層面更新了儒學面貌。漢代董仲舒根據大一統政治的需要，精心營建了一個嚴整的以陰陽五行為理論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儒家思想為主體而統合諸家的理論體系，並以此為依據，明確要求統治者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建立新的文教制度和選官制度，以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官吏選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相結合：從而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局面，同時也開創了儒學發展的新局面。董仲舒的改制理論、三統三正的歷史觀等，都開創了此後中國文化變革傳統的「範式」。唐代思想家韓愈的文化實踐，便是這種變革「範式」在新形勢下的翻版。韓愈既是儒學復興的旗手，又是古文運動的健將，為了對抗佛道二教，恢復儒學昔日的權威，韓愈撰寫了《原道》《原人》等著名論著，開啟了儒學復興的端緒。這對於魏晉以來的學術文化潮流，是高層次的撥亂反正，是對傳統儒學的重構，也是對傳統文化構架的重構。他所闡發的儒家博愛思想，所系統化、理論化的道統學說，既是對傳統儒學的深化，更是對傳統儒學的漸進而溫和的變革。至於宋代大儒朱熹以儒學為母體，吸納佛教的思辨結構，利用道教的宇宙生成圖式，最終完成了儒學形態的更新，形成了成熟的理學體系，則更是中國古代文化變革傳統的典型表現。

  （3）文化批判傳統。

  與文化保守傳統相對，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一以貫之的文化批判傳統。這種文化批判傳統，主要表現為反傳統的傳統和異端傳統。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都是抨擊傳統、反對因襲傳統的中流砥柱。他們對以仁義禮智為宗旨的文化傳統，對求知好學以發展文明的傳統，對現存的一切政治和人倫規範，都持堅決的批判態度。他們通過對常規性思維的批判，對所謂永恆價值、絕對真理的否定，表達自己對人類文明發展而出現的異化現象的憤想和焦灼。他們總是通過對論題的否定而表達自己所要肯定的東西，而不是通過肯定來揭示要否定的東西，這證明他們在思維方式上也是反傳統的。魏晉玄學家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充滿對傳統的反叛精神。惠能禪宗革新傳統佛教，破除以前各佛教教派的煩瑣教條，宣揚「即心即佛」「見性成佛」「言下頓悟」，主張不讀經，不禮佛，不坐禪，只要認識「本心」，則「凡夫即佛」。通過這種世俗化、大眾化的說教，惠能巧妙地宣揚了佛教的基本精神，為佛教的中國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見，惠能禪宗也是反傳統的產物。它的出現，以及它的說教方式和理論體系，本身就是對傳統的背離。

  作為文化批判傳統重要內容之一的異端傳統，不僅表現為對現實政治的激烈抨擊，對統治者的不合作，而且更表現為對既有傳統的蔑視，對新傳統的嚮往和培育。從東漢王符的《潛夫論》，到明代李贄的《藏書》《焚書》，再到清代唐甄的《潛書》，這類著作的一個極為鮮明的主題和特色，便是對統治者的不合作，以及對當時黑暗政治的鞭辟入裡的批判。王符「耿介不同於俗」，終身不仕，隱居著書，譏評時政，把東漢社會的種種弊端總括為「衰世之務」。李贄在獨尊孔子的封建專制時代，公開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認為之所以中國數千年是非不分，在於「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81]。李贄這種驚世駭俗之論，在當時便被正統道學家指斥為「異端」。唐甄直截了當地揭示帝王的本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82]這類「無法無天」的思想，和封建社會君主至上、人們必須絕對忠君的傳統觀念，是水火不相容的，是真正的異端。至於黃宗羲指歷來的皇帝為「天下之大害」[83]，是離散天下人之子女、荼毒天下人之肝腦的獨夫民賊；戴震揭露理學家「以理殺人」[84]等，則也是振聾發聵之聲！

  當然，從嚴格的理論劃界來看，反傳統的傳統和異端傳統，二者之間並無截然分明的界限。對於傳統本身而言，反傳統本身就是一種異端；而所謂異端，則往往表現為反傳統。但是，如果仔細審視中國文化發展的繁複圖景，我們又不難發現，反傳統的傳統和異端傳統，畢竟有著表現樣態的不同和文化激發功能的區別，因而我們可以分別論列。

  （4）服務政治的傳統。

  中國古代的諸多文化傳統中，服務政治的傳統綿長而深厚，其對民族文化發展的影響，莫此為甚。海峽兩岸學術界有一個共識：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顯著的泛道德論的色彩。這當然只是一個事實判斷，至於價值評判，則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了。其實，深一層看，所謂泛道德論，說到底，還是受政治制約並為政治服務的。一方面，統治者要求知識階層和庶民百姓自覺自愿、竭心盡力地為其效力，甚至在遭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也要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為利益，以君主的喜怒好惡為轉移。另一方面，庶民百姓特別是知識階層，往往也自覺認同統治者的政治規範和社會秩序，以能夠參政為莫大榮幸，有的甚至以此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高理想境界。忠君就是愛國，犯上作亂為人所不齒。身、家、國、天下是逐步遞進、層層歸依的關係，其內在精神是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漢儒所謂「屈民伸君」「以人隨君」，正是人人服務政治的精練概括。歷來為人稱道並長期為知識階層所自覺實踐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落腳點是傾心於治世。這中間當然有著無可非議的崇高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但正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把為政治服務的現實功利目標，升華為個體人格境界的實現，轉化為一種內在的精神氣質，從而更增強了服務政治的自覺性，發展到後來，以致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士大夫們津津樂道並為之神往情動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實際上不過是由泛道德化轉向泛政治化的下意識而已！至於貫穿整個封建社會時期的忠孝一體、「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則更是一切為政治服務的生動註腳。這種服務政治的傳統，毫無疑問是統治者提倡、培育的結果，它當然會被統治者精心利用。但是，無可否認，服務政治的傳統，確實也增強了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強了人們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對於提高精神境界，淡化自我意識，有著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