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改革成了幌子

  賀建軍突然來金安市了，他沒帶司機和秘書，也沒用自己的專車，是獨自一人乘坐火車來的。下榻後，就給古長書去電話，約他進行一次秘密會談。賀建軍提出，不要在家裡，也不要在單位，就在我下榻的賓館裡。古長書笑他，什麼事搞得這麼神秘啊？賀建軍說，外面不方便，賓館裡清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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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賀建軍是要請古長書幫他出個點子。賀建軍說，大明縣城關鎮鎮長唐山，就是金安市公安局長唐浩的弟弟。這個人，群眾對他意見非常大，每月不足千元工資，他老婆又沒上班，還有個上中學的兒子，卻在金安市和大明縣買了三套房產，價值近六十萬元，不少群眾舉報過他，去年紀委立案調查過，可只查出收受他人賄賂一萬多元，仗著他哥哥唐浩的勢力和他本人是鎮長的地位，大多知情人不敢說實話。讓他退還了一萬多元，寫了一份檢討，這事就不了了之了。賀建軍說：「長書，今天找你，就是要你給我出個主意：我要堅決把這個蛀蟲從幹部隊伍驅逐出去，你看怎樣才能幹得很漂亮？」

  古長書聽後一笑，說：「賀書記，你是縣委書記，他又有受賄實據，把他免了就不就行了？哪怕他受賄一百萬，只落實了一萬多，按照中紀委的有關文件精神，參照外地做法，也足以把他這個鎮長免掉了！」

  賀建軍說：「這不就便宜他了嗎？好多貪官污吏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就因為這個。你查出來的只是他貪污受賄的若干分之一，你把他免職了，他還是幹部，還要拿國家工資，他就很划算了，就等於當初沒有提拔他。本來就夠判他十年牢獄，卻只落得個免職的處分。他所受賄的收入，也足足夠他受用一輩子了！」

  古長書說：「重新讓紀委立案，加大查處力度，把他受賄的全部情況都查出來。怎麼樣？」

  賀建軍直搖頭：「不行。案子已經了結了，已經弄得不痛不癢的。如果重新立案，會造成許多矛盾，如果不能掌握新的證據，還會影響黨委和政府的威信。」

  古長書想了想說：「要把唐山這種人清除出黨，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通過量的積累使他徹底達到質變——這就是積惡。你可以把他放到一個最容易發生腐敗現象的崗位上去工作，先讓他瘋狂斂財，然後就讓他一槍下馬。大明縣交通局不是有公路建設項目嗎？讓他到交通局當局長去，而且就讓他當公路建設總指揮，他這種人是耐不住寂寞的，那裡金錢誘惑多。」

  賀建軍說：「這是一個辦法，但有風險。我不能拿國家項目作為代價。」

  古長書說：「不會有損失的。唐山這人，他會認為剛剛經過紀委的調查，你把他放到交通局這樣重要的崗位上，他會認為你在重用他，以前的事也就一了百了了。如果他明智，他會把這個公路建設項目做得很好。說明這人還不是太貪。反過來看，如果他確實是個個貪官，放在新的崗位上他會更加為所欲為，狐狸尾巴很快會露出來的，那麼他末日也就到了，新帳舊帳一次算！如果他看不清真相，看不清前面就是火坑，這也就推了他一把，讓他儘早『進去』。公路建設的腐敗環節往往出在前期的招標投標上，所以他要暴露就很快，這也不會給公路建設的質量和進度造成損失，如果以此抓出一個貪官，也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賀建軍反覆琢磨一番，覺得古長書的思路不錯。他拍了拍古長書的肩膀，說：「好，就這麼辦！但我猜想，他會走第二條路。」

  古長書說：「在用人問題，反腐問題，我們應當去做一些大膽的試驗。即使失敗了，也有探索的價值。可我們為什麼缺乏必要的勇氣？原因就是怕烏紗帽丟了！」

  賀建軍說：「在治吏反腐的事情上，我還真是佩服雍正皇帝。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過他！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參而畏罪自殺。可貪官死了，錢還留著，便下令找他們的家人算帳！雍正指出，這些傢伙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犧牲性命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別以可以一死了之，雍正就抓住這種僥倖心理，絕不讓你以死保財。」

  古長書說：「雍正是靠人治。可是，從人治到法治是有個過程的。特殊情況下，必要的人治是需要的。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人治形成經驗，法治形成規則，沒有一定程度的人治，哪有法治？」

  賀建軍說：「是啊。可我們又不能靠人治，只能靠法治。所以需要智慧，需要更高明的辦法，既要使我們的改革措施具有探索性和獨創性，又不要輕易把官帽子丟掉。我想，只要我們站在為了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上辦事，一般說來還是不會有大問題的。如果出發點不對，那麼改革便成了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