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高鑽堅

  陽明走得問心無愧，他已經將各種問題都處理停當，暫時不會有任何變亂發生。他覺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使夷夏交和，公私兩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義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長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陽明的治法沒有交付陽明般的治人，於是百姓倒霉，國家生事，折騰者風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斷誰是人才誰是庸才，他們偏偏冠履倒施、私意為高，誰能糾正他們呢？沒有體制的力量怎麼才能讓他們有點兒良知呢？

  陽明想，除了普及他的學說於信服他的人別無良策。他又抱病給山陰的學生寫信，對龍泉山中天閣的講會能堅持下來表示欣慰。他大概預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這種有組織的講會了。一種思想不是它一產生只要正確就能光照人間，還必須靠學生去廣泛傳播，必須有穩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於天下。悟透之後須物化。他能運用的方式就是講學、辦書院，改造舊書院。別看他嘴上說他的學說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但他還是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遺餘力講學、辦學。《明史》卷二三一載：在王陽明的帶動下，正德、嘉靖之際，「縉紳之士、遺佚諸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

  

  客觀地說，起步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放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朝政，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兒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制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系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全國各地的學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職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週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仕、黃弘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一千二百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創建的「母雞工廠」，明中晚期赫赫有名的學派領袖多由此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大力將白鹿洞改造成講心學的基地。陽明赴龍場時，路過長沙，在嶽麓書院住過，後來陽明的弟子季本將嶽麓改造為以陽明學為主導的學術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為長沙知府的季本，不顧剛剛頒布的禁毀書院令，大力修復嶽麓書院，並親自登壇開講官方正在禁毀的陽明學，爾後不斷有王門高足主教嶽麓。東林書院以反王學末流、恢復朱子學為宗旨，這證明了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推動了真王學的進步革新，日本學者就認為是挽救了王學。這是中國異端發展主流這一通則的又一次顯現。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所說的：「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事變，遂成異彩。若推究根底，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蔽，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痛快透闢，一語破的。

  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方獻夫為抗議桂萼的禁毀偽學令，公然在京城聯合學派同人（多是翰林、科道官員）一百四十餘人，定期宣講陽明學，聚會的地點為慶壽山房。十二年，歐陽德、季本等在南京大會同志，講會地點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國子監，使陽明學呈現繼興氣象。爾後，書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及全中國。較早的如嘉靖十三年在衢州（今金華市附近）的講社，分為龍游會、水南會、蘭西會，是王門各種講會的先聲；還有貴陽的王公祠。十四年，有九華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莊。山陰的新建伯祠、龍山的陽明祠、廬陵（今吉安）的報功祠都是紀念堂、講會地。秀水文湖的書院、永康壽岩的書院，還有混元書院（青田）、慮溪精舍（辰州）、雲興書院（萬安）、明經書院（韶關）、嘉議書院（在溧陽，刻印了陽明的《山東甲子鄉試錄》）、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樓）。建祠堂的還有龍場、贛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豐、南康、安遠、瑞金、崇義、琅琊山。爾後再傳弟子建的書院，最有名的是耿定向、羅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學書院。

  各種講會更是不可計數。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還有泰州的心齋講堂……

  誠如顧炎武所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陽明）之良知矣。」（《日知錄》卷十八）明人王世貞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慶年間以後，幾乎沒有篤信程朱的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工商市井，競相講陽明學。

  明代發生過四次全國性的禁毀書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針對心學的。嘉靖十六年為打擊陽明的「邪學」；嘉靖十七年，嚴嵩反對自由講學，藉口書院耗財擾民而毀天下書院；萬曆七年，張居正主要為打擊泰州學派等王學的支派而禁毀天下書院。第四次是天啟五年，魏忠賢為打擊東林而禁毀天下書院。

  然而每次禁毀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動，明代已不同於以往，已有了「社會」，已非只有官方之國家。在野的力量已成為相當可觀的自主集團。王學的流傳主要在社會。以王學異端的姿態發了王學精義的東林，則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並能贏得全社會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東林領袖肯定陽明之學是聖人之學。但認為陽明之教不是聖人之教；肯定陽明，否定王門後學。因為王門後學既無陽明萬死一生的實際體驗，又無陽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真精神。他們也有認為陽明起步於道士的養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對，爾後也沒往對里走，在龍場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後就以「格物在致知」來對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應該在致善，而不該滑到無善無惡上去，一旦以無善無惡為教，就勢必導致天理滅絕。這一方面說明他們的水平比陽明低，他們才像天使和蠢驢一樣堅持倫理本質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對表面的善是多麼無條件地堅持。只是他們沒看到東林末流黨爭不已的邪性，為害程度大於王學末流。明代人的氣質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稱之為戾氣，庶幾近之矣。

  陽明獲得官方的最後、最高的認可，是到了萬曆十二年，由毫無心學氣質的古板宰相申時行提議將兩路心學大師陳白沙、王陽明入祀孔廟。起因在於萬曆皇帝覺得陽明學與朱子學「將毋同」——「王守仁學術原與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老申的論證很簡明，先排除說他是偽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辯」；再說立門戶，他說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門戶，陽明的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不能單責備陽明立門戶。第三是所謂心學是禪宗的問題，他說必外倫理、遺世務才是禪，而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再說怕崇王則廢朱也是不對，朱子學當年不因陸九淵而廢，今天會因王陽明而廢了嗎？他以上的論證都是平實之論，最後他說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而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痼，久矣！」讓陽明入祀孔廟，就可以讓世人明白儒學之有用，實學之自得，大大有功於聖化，最終還是因為推崇王學有實用價值。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王學的確是能滿足時代對精神啟示的渴求，因為老申沒有為王門豎旗杆的義務。他倒有點兒我大明入祀孔廟的只有一個薛瑄，不足以顯示文運之盛這樣的虛榮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虛榮心。

  萬曆皇帝曰「可」。於是，陽明從形式上也成為一向為之奮鬥的聖人。入祀了孔廟就算正式的、官版的聖人了。

  《春明夢余錄》卷二十一回顧了當年朝野對陽明的審查、批判。當時有人覺得賞陽明個伯爵只是一時之典，但讓他入孔廟是萬世之典，斷斷使不得。重溫了當年嘉靖對陽明的嚴厲申飭：「放言自肆，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然後，又點明為什麼當時嚴厲申飭，今日（即申提議時）入祀，卻無一人言及，因為良知之說盛行了也。這其實輔證了申時行王學有用的說法。

  陽明入祀孔廟因為年代偏後、地位也低，如果說「十哲」像十八羅漢的話，他只像五百羅漢堂里的一個羅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