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高鑽堅
2024-06-01 15:48:06
作者: 周月亮
陽明走得問心無愧,他已經將各種問題都處理停當,暫時不會有任何變亂發生。他覺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使夷夏交和,公私兩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義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長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陽明的治法沒有交付陽明般的治人,於是百姓倒霉,國家生事,折騰者風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斷誰是人才誰是庸才,他們偏偏冠履倒施、私意為高,誰能糾正他們呢?沒有體制的力量怎麼才能讓他們有點兒良知呢?
陽明想,除了普及他的學說於信服他的人別無良策。他又抱病給山陰的學生寫信,對龍泉山中天閣的講會能堅持下來表示欣慰。他大概預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這種有組織的講會了。一種思想不是它一產生只要正確就能光照人間,還必須靠學生去廣泛傳播,必須有穩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於天下。悟透之後須物化。他能運用的方式就是講學、辦書院,改造舊書院。別看他嘴上說他的學說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但他還是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遺餘力講學、辦學。《明史》卷二三一載:在王陽明的帶動下,正德、嘉靖之際,「縉紳之士、遺佚諸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
客觀地說,起步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放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朝政,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兒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制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系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全國各地的學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職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週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仕、黃弘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一千二百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創建的「母雞工廠」,明中晚期赫赫有名的學派領袖多由此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大力將白鹿洞改造成講心學的基地。陽明赴龍場時,路過長沙,在嶽麓書院住過,後來陽明的弟子季本將嶽麓改造為以陽明學為主導的學術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為長沙知府的季本,不顧剛剛頒布的禁毀書院令,大力修復嶽麓書院,並親自登壇開講官方正在禁毀的陽明學,爾後不斷有王門高足主教嶽麓。東林書院以反王學末流、恢復朱子學為宗旨,這證明了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推動了真王學的進步革新,日本學者就認為是挽救了王學。這是中國異端發展主流這一通則的又一次顯現。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所說的:「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事變,遂成異彩。若推究根底,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蔽,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痛快透闢,一語破的。
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方獻夫為抗議桂萼的禁毀偽學令,公然在京城聯合學派同人(多是翰林、科道官員)一百四十餘人,定期宣講陽明學,聚會的地點為慶壽山房。十二年,歐陽德、季本等在南京大會同志,講會地點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國子監,使陽明學呈現繼興氣象。爾後,書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及全中國。較早的如嘉靖十三年在衢州(今金華市附近)的講社,分為龍游會、水南會、蘭西會,是王門各種講會的先聲;還有貴陽的王公祠。十四年,有九華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莊。山陰的新建伯祠、龍山的陽明祠、廬陵(今吉安)的報功祠都是紀念堂、講會地。秀水文湖的書院、永康壽岩的書院,還有混元書院(青田)、慮溪精舍(辰州)、雲興書院(萬安)、明經書院(韶關)、嘉議書院(在溧陽,刻印了陽明的《山東甲子鄉試錄》)、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樓)。建祠堂的還有龍場、贛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豐、南康、安遠、瑞金、崇義、琅琊山。爾後再傳弟子建的書院,最有名的是耿定向、羅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學書院。
各種講會更是不可計數。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還有泰州的心齋講堂……
誠如顧炎武所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陽明)之良知矣。」(《日知錄》卷十八)明人王世貞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慶年間以後,幾乎沒有篤信程朱的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工商市井,競相講陽明學。
明代發生過四次全國性的禁毀書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針對心學的。嘉靖十六年為打擊陽明的「邪學」;嘉靖十七年,嚴嵩反對自由講學,藉口書院耗財擾民而毀天下書院;萬曆七年,張居正主要為打擊泰州學派等王學的支派而禁毀天下書院。第四次是天啟五年,魏忠賢為打擊東林而禁毀天下書院。
然而每次禁毀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動,明代已不同於以往,已有了「社會」,已非只有官方之國家。在野的力量已成為相當可觀的自主集團。王學的流傳主要在社會。以王學異端的姿態發了王學精義的東林,則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並能贏得全社會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東林領袖肯定陽明之學是聖人之學。但認為陽明之教不是聖人之教;肯定陽明,否定王門後學。因為王門後學既無陽明萬死一生的實際體驗,又無陽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真精神。他們也有認為陽明起步於道士的養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對,爾後也沒往對里走,在龍場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後就以「格物在致知」來對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應該在致善,而不該滑到無善無惡上去,一旦以無善無惡為教,就勢必導致天理滅絕。這一方面說明他們的水平比陽明低,他們才像天使和蠢驢一樣堅持倫理本質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對表面的善是多麼無條件地堅持。只是他們沒看到東林末流黨爭不已的邪性,為害程度大於王學末流。明代人的氣質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稱之為戾氣,庶幾近之矣。
陽明獲得官方的最後、最高的認可,是到了萬曆十二年,由毫無心學氣質的古板宰相申時行提議將兩路心學大師陳白沙、王陽明入祀孔廟。起因在於萬曆皇帝覺得陽明學與朱子學「將毋同」——「王守仁學術原與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老申的論證很簡明,先排除說他是偽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辯」;再說立門戶,他說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門戶,陽明的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不能單責備陽明立門戶。第三是所謂心學是禪宗的問題,他說必外倫理、遺世務才是禪,而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再說怕崇王則廢朱也是不對,朱子學當年不因陸九淵而廢,今天會因王陽明而廢了嗎?他以上的論證都是平實之論,最後他說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而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痼,久矣!」讓陽明入祀孔廟,就可以讓世人明白儒學之有用,實學之自得,大大有功於聖化,最終還是因為推崇王學有實用價值。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王學的確是能滿足時代對精神啟示的渴求,因為老申沒有為王門豎旗杆的義務。他倒有點兒我大明入祀孔廟的只有一個薛瑄,不足以顯示文運之盛這樣的虛榮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虛榮心。
萬曆皇帝曰「可」。於是,陽明從形式上也成為一向為之奮鬥的聖人。入祀了孔廟就算正式的、官版的聖人了。
《春明夢余錄》卷二十一回顧了當年朝野對陽明的審查、批判。當時有人覺得賞陽明個伯爵只是一時之典,但讓他入孔廟是萬世之典,斷斷使不得。重溫了當年嘉靖對陽明的嚴厲申飭:「放言自肆,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然後,又點明為什麼當時嚴厲申飭,今日(即申提議時)入祀,卻無一人言及,因為良知之說盛行了也。這其實輔證了申時行王學有用的說法。
陽明入祀孔廟因為年代偏後、地位也低,如果說「十哲」像十八羅漢的話,他只像五百羅漢堂里的一個羅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