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臆說

  陽明幾乎是此地百年難遇的大儒了。有了這棵梧桐樹便引來金鳳凰，有不遠百里前來問業的莘莘學子。陽明也不失時機地普度眾生，龍崗書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種子站。因有了陽明，「此地始知學」，所以當地人世代感謝他。他們更該感謝劉瑾的「下放政策」。這種「倒插式」地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傳播方式，自古而然，直到近現代仍能看到這種方式的影響。

  自然須是陽明這種本要普度眾生的真儒，並有極強的教主欲的人物，才會有他這種普及教化的成績。這也是大一統國家在和平時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種不自覺的方式。

  龍場，現在不能說群賢畢至，但可以說百鳥來翔。來者有附近州縣的生員、陽明的老學生。有了他們，陽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轉了。文化交流是人世間最美好最溫馨的一種情感生活。沒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沒有「敬」就沒有「愛」一樣，沒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質量的感情。沒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會鬱悶成「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又是群居動物，再天縱英才也不能旱地拔蔥。有時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氣。龍岡書院成了陽明的地氣接納站。

  儘管他此時正在為五斗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內不折，他已經有了足夠的超越意識。他自己明說現在是「吏隱」，也正是「辦學」的好時機。正因為他在「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的文化生活與工作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他才真可能從中領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學相長體現在同一文化場中的文化心態的養育更勝於書本知識的長進。

  本書首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這真是歪打正著，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自己到了這廢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動輒得咎的麻煩。而且在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質樸的風土人情之美。原先還覺得缺少親情滿足與文化交流，現在有了學生，也就都過得去了。關鍵是「講習性所樂」，他熱衷此道。他在《諸生夜坐》詩中寫到與學生一起騎馬、投壺、鳴琴、飲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間散步繼續神聊。語句之間透露出極大的快樂。他覺得與孔子和學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嚮往曾點說的暮春三月，在河裡洗了澡，迎風唱著歌往家裡走的瀟灑自由的活法。

  他想學孔子，與學生漫步漫談中隨時隨地地加以指點。這是個心氣很高的設想。他就是這樣，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不當庸碌的混世蟲，也不想當中等偏上的討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趨同，而是如何與別人不同。「豈必鹿門棲，自得乃高踐。」「自得」，是他的標準。他必定在學問上也能像孔子一樣壓住陣腳，能隨時回答學生的各種問題。否則，他不敢採用這種開放式的教學方法。當然，披卷講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畢竟是書院而不是詩社，儘管陽明並不主張死背章句，但也不能離開經書而直接讓學生「明心見性」。再說來問學的人程度不等，總得有個接手入門的功夫——陽明便把《大學》作為第一入門書。

  他在學問上是很下功夫的。身處邊地，當地無多少書可讀，他也沒帶多少書來。他就像在獄中只能精讀不能博覽一樣，以思帶學。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種「支離學問」。雖然他此時並沒有提倡「六經注我」，事實上還是用「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莫不吻合，因此開寫他的第一部「專著」——《五經臆說》。

  他在《五經臆說序》中自述寫作緣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經解經的做法是求魚於漁網，求酒於酒糟。「我」是舍網來直接求魚的。但他也自知這種「意會法」難以盡合於先賢。他謙虛又無不自得地說，我這樣做只是自抒胸臆，用來「娛情養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們的主流規範，我拒絕你們那一套做法。

  這部專著沒有完整地保存下來，後人無法完整準確地了解其全貌。據其大弟子錢德洪說，沒保存下來的原因是老師根本就不想讓世人知道它的內容。錢曾幾次想見見此書，王都婉言謝絕。有一次，老師笑著說：「付秦火久矣。」因為陽明是個極為謹慎的人，怕將來自己超越了現在的水平還不如不拿出來。直到王死後，錢從廢稿中發現了十三條。據錢說其師是由於感到「先儒訓釋未盡」才作這部解經著作的。錢說先生用了十九個月的時間，才最後完成。也就是說，從他悟道後開始寫，直到差不多離開龍場時才完成。陽明在自序中說用了七個月。居然有四十六卷，也不止五經，而是讀十部經書的心得。他學問最弱的是《禮》，寫下的心得僅有六卷，在全書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說處多多。大概因為「禮」是規範，是「理解」不出什麼切合「見機而做，可長可短」的心學智慧的。他很講究禮，但骨子裡對「禮學」不感興趣，後來也很少談禮學。

  「臆說」自然是心得筆記體，成熟一條寫一條。心學的言說方法就是這種「原點發散」式的，用錢的話說就是：「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矣。即以此例全經，可知矣。」我們也就舉一個例子以概其餘。

  現存十三條「臆說」的第一條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這是公羊、穀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學則家法的發凡處。王天然地傾向公羊學（穀梁學與公羊學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義」的聯想法，只是更側重從「心本體」的邏輯起點加以發揮罷了。如對這一句話的解釋，其要點為：

  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

  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日以觀維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其還是將表示時間的「元」（年）「正」（月），講成了哲學倫理學的理論原點性的基本概念。與公羊學的理路一致，只是灌注的內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統」，而變成了君心正國一元化。將儒家的倫理本質主義推導到一元化的極致，還是「美學」式的意會法，想到什麼就盡情地「賦予」它什麼。這自然可以保證其一通百通的理論徹底性，這並不是公羊學、心學的獨傳之秘，而是我土我民自由心證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學和心學就是從中走出來的，又為之推波助瀾而已。

  這種思路和方法也最適合其散步漫談式的教法。就像蘇格拉底適合在街頭漫談對話，而馬融、鄭玄只能設帳授課一樣。陽明和蘇氏運用以及傳授的是智慧，而不是學究式的知識。教的是「大學」，不是「小學」。

  錢德洪說：「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全功，使知從入之路。」錢是王的早期學生，是王后來的助教，但現存的這篇《大學問》是錢在王最後的日子裡記下的。我們只能略見其意，不能完全算作現在的思想結晶。

  《大學》本是教國君成為君子的教材，它設想中的學生首先是國君。教國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從而也當之無愧地是教所有人成為君子的教材，還是教士人「學為君師」的第一教材。它言簡意賅，能把教學目的與修養方法「一言以蔽之」，的確能見聖學全功。總而言之是「大人之學」。《大學》成為王學的「教典」幾乎是理所當然的。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關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親民與否才是區分真偽的實踐性的標準。只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的空話閒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這樣才能「盡性」。「盡性」與「止於至善」不是兩張皮。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地「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他為來龍場的秀才定的「教條」，完整地體現了這一自我修養的系統工程的基本思路。第一條是「立志」。因為倫理態度是一種准信仰的態度，關鍵看怎樣起信，起什麼樣的信。陽明從「親民」的路徑而入：「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君子？」這樣便接通了與傳統倫理的地氣，也接通了人人性善這一古老的信念——「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第二條是「勤學」。陽明雖然反對記誦辭章、沉溺於訓詁註疏的「支離之學」，並不反對學習。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主張「悟」的陽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卻「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為什麼？因為前者不容易「篤實」，而後者才肯真學實修。更關鍵的是這個學不是記問之學，而是大人之學；是學做君子，而不是學做「講師」（所謂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陽明又從來不提意義深遠卻無法操作的口號，總是保持著可感可信的說服力、引誘力。他問同學們，你們當中是那些資質雖然超邁卻大言欺人、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為是的人受好評，還是那些雖然資質魯鈍卻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里一致的人受好評？

  陽明的心學雖高揚「吾性自足」，但又絕對反對自恃自高，力斥任何奮其私智的自了漢。這也是陽明與其後學中的末流的本質區別。高揚主體性的王陽明一生與好高好名的習氣做不歇息的鬥爭，從而能得道。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遵守著一個「敬道而修德以副之」的原則。儒講擴充主體能力以進德而合道；道講去私去欲以進德而合道。前者用「加法」，後者用「減法」。在偉大的道體面前必須卑以自牧則是其共同的「口徑」。

  第三條是「改過」，第四條是「責善」。責善是要求同學之間互相幫助。這個特別講究思想方法的人要求學生要「善道忠告」，既不要痛詆極毀、激之為惡，更不能專罵別人以沽取正直的名聲。善道忠告的標準是「直而不至於犯，婉而不至於隱」。他提議「諸生責善，當自我始」——這既是心學的感動法，也是心學家「赤身承當」的基本態度。心學的英雄主義的魅力正在於「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實行精神。

  有這樣的人在主持一個偏遠小區的書院，是怎樣一幅圖景？用荷爾德林的話說就是：「神需要此人。」因為他是：

  神聖的器皿，

  生活的美酒和英雄的靈智

  在內中保存

  這是因為：

  神聖的上帝自忖度：

  倘若教區沒有吟唱的詩人，

  在他生靈中再也不會自覺真。

  這一年的紀年文還有一篇《龍場生答問》，足見他此時的「態度」。學生問他為什麼總想著離開這裡？他說，我又病了，所以想走。學生說，是否因為過去貴現在賤，過去在朝內現在放於外？孔子也當過小吏呀。他說，不是這麼說。君子出仕為行道，不以道而仕者，是「竊」。我家有田產，沒必要為了療貧而當官。我到這裡來，是被遣送來的，不是來當官的。但我要是不當官，也不可能來到這裡。所以，我現在還算是「仕」，而不是「役」。「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我之所以想走，是因為「不得其職」，再委屈下去只是「妾婦之順」，是悖道了。學生說，聖賢都離職而去，國君靠誰治理國家呢？而且賢人是但求有益於人，無論幹大事小事都是一樣的。陽明的回答很悲涼無奈也無賴：我並不是什麼聖賢，所以你的要求不對頭。

  也許因為此時才恢復了「人」的內外況味，陽明深情地懷念起他的妻子來。因為標準的「封建意識」作怪，一部「完整」得令古人妒忌今人慶幸的王氏全集及其年譜，幾乎沒有他與其夫人的任何細節性資料。好像陽明是個真正的道學家，或康德式的終生未有夫妻生活的哲學怪人。這也不單是陽明弟子人性不完全帶來的缺失，任何古人給王氏作的傳也都不及於此（同樣孔孟程朱的夫人我們也是不知其詳）。對「古人」而言這很正常。鑿鑿可見的永遠是「學」而不是「情」，這也是中國的「學統」「道統」的特色，是其學理、道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