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處著刀

  他出的各科題目都很大膽。如首場「四書文」（即決定考生命運的八股文）問的居然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絕對符合儒學原教旨而不對聖上心思的問題。當年孔子就因堅持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則而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周遊列國而無可行其道之君，最後以終身不仕為代價。孟子強調得最厲害，幾乎是不遺餘力地狙擊那些不講道義、苟取富貴、以妾婦之道事君的無恥之徒。「不可則止」正包含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氣節。

  這個命題在大一統家產制君主專制體制中，是相當犯忌的。因為「不可則止」，包含著士子對君主「道不同不相與謀」的獨立立場。朱元璋大罵孟子，先毀後刪改《孟子》就因為他要打擊孟子的這種「革命」傾向。若朱元璋看見王陽明這樣出題非殺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著陽明，也是個事兒。或在明初洪武永樂「目灼灼似賊」時期，或在清兵入關生怕漢人不合作之際，王出這種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題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個連他老子也要折進去的大霉。

  另一題目也見陽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這是孟子之熱心腸一脈儒者信守的教義，但真普照士林、成為士風，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張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信條，都是傑出的體現，如春風化雨，廣澤人心。

  陽明的心學就直承這一脈「仁者與萬物一體」論而來。以天下為己任，事事皆關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強調小我統一於大我的歷史責任感，是儒學留給中國人的寶貴精神遺產。陽明則是這一「生產線」上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巨大「變壓器」。這又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構成一種互補關係。其中的理論張力在於「天下」與「君國」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個同樣讓君主頭痛的主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為民辦事的「公務員」。儒家這個「大同」學說到了清末、民國時代才大放異彩。王陽明還只是講「我」與天下一體，不可能變成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在「論」這一項中，他出的題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標準的心學論式，也就是說，陽明能提出心學並非龍場一悟時從天而降的，也是「養」出來的，經過了十年懷胎的漫長的孕育過程。

  孔子開啟的中國文教傳統唯重教養，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是教育萬能論為其支持系統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培養君子的大學校。儒家諸教材的第一教育對象就是「人君」，為帝王師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過「教」國君來實現的，這個構想在漢武帝這個儒門學徒手中才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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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和現實總存在著差距和矛盾，而人又應該朝著理想化的方向努力，那麼怎樣才能完成從現實到理想的轉變呢，只有靠「養」——「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頭腦中固有的，是其後天「養」出來的，「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污下，而心日以愚」。

  陽明的學生說這些保留在陽明兒子手中的四書文、策論範文，都是出於陽明的親筆：

  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志盪矣。入於私邪，則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

  人君也許看不到這種大不敬的大實話，但有一批專門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著，科舉制度的程序是有覆核參校這一環節的：

  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背聖言則參，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

  官司評騭，送科複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校。

  《春明夢余錄》卷四十

  如果可以像這樣把君當「人」來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議而不犯忌諱的話，則說明當時的自由度要比我們依據文字獄檔得到的印象大得多。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鑒錄表」的「問」和「答」肯定是王寫的。「論」和「表」都是官牘中的常用文體，中國的行政系統主要靠文牘流通來支撐，科考是選拔幹部，故這兩項是必考的。但首場是經義，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則其論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論」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擬」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語氣，內容還是就「現實」發表意見。陽明這道「表」的指導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頓」，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變「名器太濫」，清理「牧羊人」隊伍。國家設官是為了治民，但歷朝政治的難點和問題的爆發點都出在官身上。這好像刷子本是刷鍋的，但刷不了幾次，刷子就比鍋還要髒了。

  最體現陽明心思的問題是：「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這是王自己內心的兩極，外在欲求對於書生來說就是當宰相，內聖的楷模是顏回。王擬的答卷也見心學路數：「求古人之志者，必將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這與我們熟悉的「欲為革命文先為革命人」是同一邏輯。

  最後一個問題的設置顯示了他與當時的流行做法的「緊張」關係。他先亮明自己的觀點：「明於當世之務者，唯豪傑為然。」然後筆鋒一轉，指責「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意指這種做法是選拔不出豪傑來的，但又馬上表明自己是要選拔豪傑的，所以讓你們「備論當世之務」，如何削減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賦稅？更有幾乎是出格的問題：現在藩王滿天下，消費極大，國家幾乎養不起了，他們還將發展到尾大不掉鬧事的地步，怎麼處置？軍隊遍海內而日耗甚大，怎麼辦？各種自然災害造成大量流民，怎麼拯救？社會治安混亂，「獄訟煩滋，流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權貴世家兼併土地，為害鄉里，人情怨苦，怎麼制裁他們？邊境不寧，怎麼對付那些戎和胡？

  他幾乎把當時主要的急務都擺出來了，他認為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稅賦，南軍北用北軍南用，徵調運輸糧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滿腦袋權錢經！怎麼辦？千言萬語是得找出好官來，但國家「名器已濫」！

  出個把真才也得被官場這個銷金窟給磨滅了。

  按世俗標準，他算一帆風順，年輕輕的進士及第，剛入仕途也談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卻在邊緣空耗時光，他內心的苦悶與其才華成正比。他雖然慶幸能來夫子之鄉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憤難舒了。現存他《山東詩六首》，既痛「濁世將焉窮」「下愚竟難曉」，更恨「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現實對於他來說是個「網」——「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

  嗚呼，這位讓舉子作賈誼式《平安策》的考官，內心深處卻懷揣著悲傷的《（左服右鳥）鳥賦》。

  賈誼和晁錯是他這次主考時屢屢提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