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可以學而至

  他現在既相信並嚮往于謙那樣的功名、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欲望、熱心兵事，又想長生不死，從而迷戀道教，更想著他的「第一等事」，想成為聖賢。此時他還不能很好地融合這三者關係，只是忽而以此為主忽而以彼為主。「不羈」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是那種可以在「理窟」中沉溺的拘拘小儒。

  這樣，十八歲這年他與名儒婁諒的會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領著夫人回餘姚，坐船過廣信（今上饒），他特意下船專程去拜訪了婁諒。婁諒是明初著名理學家吳與弼的學生，吳是以朱學為正宗的，也有點兒心學傾向，婁氏亦然。婁氏向王講了「聖人必可學而至」的道理。這其實是儒學的通則，無論理學還是心學都篤信不疑的學而致聖的原理。只因此刻正搔著陽明的癢處，再加上會談時的「情感場」移人性情的作用，直接聽能感受到簡易明晰的感性的思路，從而萌發出「遂深契之」這一人生信念：只要通過「學」能成聖，那我肯定能成功。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卷二中明確地說：王的姚江之學，婁發其端也。婁反對「舉子學」，倡導「身心學」，議論雖主程朱居敬之旨，卻深深地潛行著周濂溪、程明道之學，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學的一個有力的來源。婁的同門胡敬齋曾譏笑婁近似陳白沙的浪漫主義。所謂婁發姚江之端，其實是婁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個「道」本身決定了他倆對跑道的選擇。

  即使婁諒不算王學的發端，陽明心學也不是空穴來風。康齋的另一學生謝西山就曾提出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康齋就講究身體力行，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

  

  婁諒向陽明講得更多的還是「宋儒的格物之學」「居敬功夫」。陽明過去是個活潑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別過婁諒後，變得「端坐省言」起來。他的從弟、妹婿覺得奇怪，他說：「吾昔日放逸，今知過矣。」

  弘治三年，王華喪父回到老家餘姚，監督著子弟們講析經義，準備應舉考試。陽明則白天隨眾學習舉子業，晚上搜取「經史子集」讀之，常常讀到深夜。從弟、妹婿們見他文字日進，愧嘆弗如，後來總結說：「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輩不及也！」（《年譜》）這也是老子說的「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

  陽明一生都得力於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