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當工作擁有神奇力量

  馬克·H·赫林德和史坦利·A·弗蘭克醫生在《健康世界》上介紹過一位住在堪薩斯市的81歲的女人，說她將一把搖椅退還給她女兒，並附言：「我太忙了，沒有時間坐搖椅。」

  這個母親懂得了要成熟不要變老的方法。她知道工作才是對生活和健康最有用的東西。

  如果你認為幸福就是獲得無止境的悠閒，如果你希望退休後可以一直躺在搖椅上，那麼你只是進入了愚人的天堂。要知道懶惰是人類最大的敵人，它只會製造悲哀、早衰和死亡。

  適量的工作，只要不是過度緊張的工作，就不會對人造成傷害，但過分的安逸卻會。

  許多醫生都在批駁辛苦的工作有害健康這個理論。我知道，英國伯明罕大學醫學教授W·梅爾維爾·安諾特博士就曾站出來說明，過多地休息會導致身體發生有害的變化。

  「但是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工作會對健康的身體組織造成傷害。」他說，「即使是你的工作很辛苦，但如果不是很危險，不妨礙睡眠和營養供給……又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恢復體力，那麼這樣的工作，就是無害的。相信我，工作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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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工作是對延遲年老造成影響的一個因素。德國腦科研究機構的歐·弗格特博士，在不久前的一次國際老年問題研討會上提出：腦細胞的劇烈運動可延遲老化的進程。過度工作，不僅不會傷害神經細胞，反而可以延遲其向年老轉化。

  弗格特博士公布了他對正常人腦神經細胞所做的顯微研究結果，重點觀察其隨年齡增長而產生變化的情況，分別在90歲和100歲時去世的兩個女人的非常活躍的腦中，發現她們的腦神經細胞老化的情況都相應地延遲。

  「並且，」弗格特博士說，「我們通過對研究對象的觀察，找不到因過度工作而加速神經細胞老化的證據。」

  是的，辛苦的工作是不會致命的，但是憂慮和高血壓卻會。跟傳統看法相反，那些猝然倒地而亡、罹患各種潰瘍症、行色匆匆、肩負重任的工商業主管，並不是因過度工作所致。

  他們每天的工作對精力的消耗算不了什麼。但是伴隨著工作一起到來的緊張的氣氛和壓力、痛苦的失眠、畏懼競爭的失敗、無休止的焦慮，卻形成惡性循環，瘋狂地吞噬著他的生命力。

  這樣，他只好藉助酒精、安眠藥、苯丙胺和去高爾夫球場或手球場上瘋狂地運動來逃避，身體和神經系統最後只能以死亡或精神崩潰來結束這種折磨。

  現在，美國所有醫院的病床有一半以上都被精神方面的病人所占據——遠高於小兒麻痹症、癌症、心臟病和其他所有疾病病人相加的總和，這個可怕的事實表明，一定是哪兒出了問題，而出問題的原因絕不在於工作的辛苦與否。

  美國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科學上的進步使我們擺脫了祖輩們視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的辛苦工作，即使技術含量很低的職業，其工作環境也有了改善，工薪階層的工作時間縮短，機器取代了過去由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

  我們的休閒時間比以前更多了，所以，我們不能說是工作的辛苦導致我們身處痛苦的境地。因為工作在人生中必不可少，它不只是對人起著維持生計的作用。人不活動，肉體會萎縮以至死亡，心靈也是這樣。

  工作，並非如古老的信念所言，是對原罪的懲戒，而是酬勞，是人類征服地球的手段，是統治者身份的象徵。我們今天的文明，是人類建設、創造、辛勤勞動的見證——人類勞動的最重要的表現，甚至國家也會因失去它而滅亡。

  精力充沛的農民、商人、思想家和實踐家創造了偉大的羅馬帝國，一經落入腐敗、墮落的不勞而獲者的手中，便崩塌垮掉了——商業、農業、教育及所有形式的活動瞬間沒落了。羅馬帝國被忙碌的野蠻人取而代之。

  在它的廢墟上一種新的文明開始興起並逐漸散布到西方世界，這是由小股的、卑微的、自稱基督教團體的單個集團開發出來的。基督教徒首先都是工作者——匠人、小商人，包括奴隸，真正腳踏實地工作的人。

  要我說，一個木匠能成為基督教的創始人並不是一個偶然，他在工人中挑選的最初的幾個門徒——一些漁夫和一個稅吏，也不是出於偶然。基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播福音者塔瑟斯的撒羅，是一個帳篷製作專家。

  把我們的工作視作是一種忍受：出於經濟因素的考慮而被迫忙碌至死，就是在剝奪自己享受人類的最大滿足的權利。工作本身的益處、它的良好效果和治療作用、它與性格發展的關係，使得工作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所有的工作，一經分析，最終都是服務，我們烹製食品、清掃地板、裝配零件或糾正某個舞步，它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把生活建設得更美好、更方便、更快樂，可見這目的是富有創造性的。如果我們想要享受工作的樂趣或從工作中謀利，就應該讓這一創造性的目的清晰地呈現在我們心裡。

  英國著名的電影製作人J·亞瑟·蘭克說：「人們經常忘記自己從事的行業，存在著最基本的『為什麼』這樣一個問題。一家制椅工廠不只是要製造椅子從中獲取利潤，還要製造顧客喜歡坐在上面的椅子。如果椅子製造商忘記了這一點，那麼當他有一天醒來就會發現他的椅子，以及椅子能創造的利潤，全都不見了。」

  有的人聲稱現代工業文明的突飛猛進已扼殺了工作本身的創造性，無非就是機械化的動作，不斷地重複一個動作而不必了解整個過程的工作有什麼好得意的呢？他們說，當一個人痛苦不堪地在生產裝配線上忙碌時，他引以為傲的成就感又從何而來？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談一談我個人的經驗。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為一家大公司工作，做統計打字員，那裡有許多打字員。我的工作就是打字，在一台有特製長台架的打字機上打無窮無盡的財務報表，每一小時、每一天我都在打，不停地打。精確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速度。我談不上喜歡，因為這確實是一份辛苦、單調、乏味的工作。

  但是憑良心說，我對我能盡力做到完美感到自豪。這雖然也是所謂的機械式的，但卻需要高度的技巧，我很滿意自己在工作上達到的高水準，儘管我的工作不過是一項大工程中的一個小環節。它讓我體會到精確以及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件事的重要性，因而它對我的成長和個性來說還是頗有益處的。

  而且這也驗證了G.K．契斯特頓所言不虛，他說：「擺脫當秘書的命運的最佳方法就是當一個成功的秘書。」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內心對於工作所抱有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它們究竟是令人沮喪的辛苦勞作還是愉悅我們靈魂的樂事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有的主婦將每天洗碗這樣的例行家務看作討厭而卑賤的奴僕的工作。但是，我認識的一個女人卻認為這是難得的享受，她叫波姬兒·達爾，是一位職業作家，寫過一本自傳並為很多書及雜誌撰文。

  達爾小姐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黑暗中度過的，經過一系列的手術之後，她的部分視力得以恢復。她說打那兒以後，她每天洗碗為的是感謝上帝創造的奇蹟。

  「我站在廚房的小窗口前可以望見一小片藍天，」她說，「那些肥皂泛起的七彩泡沫令我百看不厭。失明多年以後，能在做家務時看到這麼多美的東西，令我內心感激不已。」

  不幸的是，我們許多視力正常的人卻視而不見。我們不具備達爾小姐所擁有的成熟的想像力，我們不懂得珍惜工作能帶給我們的價值。

  沒有什麼藥品能比工作更有效。得州慕爾休的麗達·瓊斯太太說，正是工作把她從精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

  1941年，瓊斯夫婦帶著他們的兩個孩子搬到新墨西哥一處30英畝的農場裡。結果發現那是一個可怕的蛇窟，到處都有響尾蛇的蹤跡，一定是全州各地的蛇都聚集到那裡去了。

  「雖然在我們那裡，沒有水、電和煤氣，給生活帶來了不便，但這卻並未讓我擔心。最令我感到恐慌的是每時每刻都要擔心家裡有人被蛇咬了該怎麼辦。我夢見我抱著我的孩子從家裡跑到鎮上去求救，丈夫下田工作時，幾分鐘不見他，我就會陷入恐懼之中。

  「這種不斷襲來的憂慮和恐懼迫使我不得不無休止地工作，否則，就會精神崩潰。由於我們的艱苦生活，辛勤工作顯然是必要的，而且正是它救了我。我在這30英畝地上全部種上玉米黍種子，磨得雙手起了老繭；我自己動手為孩子做所有的衣服；裝制足夠吃上5年的罐頭食品……我每天工作到累得只盼上床睡覺，什麼事都顧不過來，包括沒有多餘的精力去考慮蛇。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沒有誰被蛇咬過，我們搬走了。後來我再沒機會那麼辛苦地工作過，但是我一直感激那一年的辛苦工作——它救了我，使我逃出了精神崩潰的危機。」

  我們應該像瓊斯太太那樣，懂得利用辛苦的工作創造力量，度過危機。單就養成工作的習慣而言，有時候就能使我們脫離一時的消沉、挫折或失望。辛苦的工作經常在災難、個人的悲慘遭遇中或失去所愛的人時成為支撐人們的力量。

  愛德蒙·伯克說過：「永遠不要陷入絕望。但是如果你產生絕望情緒時，就去工作。」愛德蒙·伯克的話可不是空談，他是有過親身經歷的。他曾經痛失愛子，他經過悉心研究之後，開始痛苦地深信文明快要墮落了。工作對他而言，就像對其他很多人一樣，成為這個瘋狂的世界上唯一清醒的標誌。因此他不斷地工作，即使在他絕望之時。

  是的，工作是生活的一個法則。不管我們出於什麼原因離開工作，都會受苦。工作治療法已經在一些機構被應用開來，諸如精神病院、監獄、療養院以及任何必須有人被隔離起來的地方。「退休的人早死」——聽起來真實得令人感到悲哀。

  從活躍、忙碌、有益的活動狀態中轉入整天虛度光陰或漫無目的地排遣時日的薄暮世界中，破壞了我們的生命力，降低了承受力，以至於造成早死。在退休後仍然保持快樂的人是那些把退休當作只是換個工作的人。

  65歲退休制度是舊時代的產物，已經成為所有進步的國家的羞恥。65歲這個退休年齡標準是借鑑了1870年鐵路員工退休制度，在1937年的社會生活保障制度中首次採用。

  自從20世紀以來，人類的預期壽命平均增加了20年左右，所以，如今並不是一個人到了65歲，就應該躺到搖椅上或被送進殯儀館了。但是，我們仍在沿襲65歲退休的制度，不顧有很多人在此時正值巔峰時期的事實。

  托馬斯·柯林斯是一位研究退休問題的權威人士，他是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專欄主筆、《黃金歲月》一書的作者，有90家左右的報紙聯合刊載他的《黃金歲月》專欄。柯林斯先生將強迫一個人在65歲退休視作「殘酷的行為」。他說：

  「經過7年來對65歲左右的人進行採訪，我發現：在美國，即使把強迫人退休的制度施用於馬或狗的身上，也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殘酷行為。至少，馬在臨死時會被領到有草吃的地方，而每一隻狗也幾乎都能自然死亡。

  「然而這種殘酷不只是在於它會對生存造成威脅……它也是對一個活到65歲的人的能力的懷疑，以至於對他們的精神造成不可治癒的傷害。

  「因為，一個人一旦被人家認定他已經老得不能做任何事，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當我們想到一個人被剝奪了工作、收入和自尊，就更加可怕。除非我們現在就徹底廢除65歲退休制度。」

  政府為什麼從來不向這些極力主張廢除這種退休制度的人——一群65歲的工作者，徵詢意見呢？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幾乎所有正在工作著的人都不願到65歲時就被強迫退休！單就印第安納州，我們就發現90％的人都希望在65歲以後能繼續工作，在一些大工廠里則還要增加五個百分點。

  與工商業界對於雇用老年人所持的態度相比，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很多人都到外面為自己找份工作。茱麗艾達·K·亞瑟是一位社會福利方面的權威人士，根據她的調查顯示：「1950年的普查報告有一個最值得注意的就業事實，那就是有幾十萬超過75歲的老人仍在繼續工作，他們之中很多都屬於沒有僱主的自由職業者。」

  1954年，首都人壽保險公司公布了一項報告：65～69歲之間的男人有3/5就業；70～74歲之間的男人也有2/5就業；75歲以上的男人仍有1/5在工作。他們大多從事的是自由職業。

  這些數字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工作的能力和意願並不在65歲時突然喪失。

  只要有能力，大多數的人仍然想繼續工作，而不願因為某個養老金計劃制訂者說他們應該退休就退休。越來越多的工作者對不公平的強迫退休制度的抗議，已經收到一些良好的效果，一些公司延長了退休年齡年限或使它更具彈性。

  可惜的是，這樣的公司還是很少。還要多久，人的工作權利才能不再因為年齡的增高，不再不顧他的需要、能力和意願而被無情地剝奪掉？

  在不久前紐約州舉行的一次老年問題研究會中，有人當場宣讀了一份由傑出的老政治家伯納德·M·巴魯克拍給大會的電報。在電文中，巴魯克先生強烈呼籲廢除強迫退休的制度，他說這種制度「對那些雖然年齡很大，但仍然願意而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人來說不是恩惠，是否應該退休不應從年齡而應從能力的角度來考慮」。

  巴魯克先生說：「年紀越大的人越是已經獲得了無法取代的豐富經驗資產的人。」

  已經83歲還在擔任密西根州老年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的亨利·S·柯特斯博士是美國在這方面的權威人士之一，他的話直指對老年人就業的歧視：

  「強迫退休是存在於工商業界的一項嚴重失誤，因為它使許多最佳的人才閒置浪費，而且也使受僱者晚年時期想要做好工作的熱情受挫。無論對有能力而且願意繼續工作的人，還是對納稅的大眾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工作的權利是一項基本的人權，65歲退休制度的存在是一項基本的人類錯誤。」

  說得精彩，柯特斯博士！願策劃者和官僚們能來聽聽反對「強迫退休法案」的睿智和強烈的呼聲。

  「65歲退休的制度規定，」柯特斯博士又說，「是獨斷的、專橫的，不管從生理學還是從心理學上來講，都沒有什麼理論能證明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會在65歲時突然失去。任何年齡都可能變得軟弱，這因人而異。如果我們停止動手工作，雙手很快就會失去它的靈敏；如果我們停止用腦思考，大腦就會很快衰老。每一個工作者都應該自己選擇放棄工作的時間，在他自認不能勝任他的工作的時候。」

  工作是年輕人所無法想像的成熟的快樂之一。不管是體力工作還是腦力工作，都是自然賦予我們的可以不斷成長而不變老的最神奇的一種力量。

  想要避免成為一個隨著變老而變得危險的人，最好能像本章開始那個81歲的女人那樣：退掉搖椅，忙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