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漢之論文，遠不如戰國時代之炳耀，思想則幾皆秉孔子之遺言而毋敢出入，不復有戰國時電閃風發之雄偉的論難——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辭則幾皆冗衍而素樸，無復有戰國時比譬美麗而說理暢順之辭采。中國之批評者多重漢之論文，以為渾厚，實則遠遜於戰國時代——自此以後兩千年間，好的論文亦絕難一遇。

  最初出現者有陸賈。賈為漢開創之帝劉邦時人，作《新語》12篇，每奏1篇，邦未嘗不稱善。此書雖至今尚傳，然為後人所依託，原書已不傳。後有賈誼，曾上治安策於漢武帝，議論暢達而辭勢雄勁，似較其辭賦為更足動人。今所傳有《新書》58篇，多取《漢書》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大約是舊本殘逸，後取誼文割裂重編之故。然誼固可追蹤於戰國諸子之後，自是漢代第一流的大論文家。今舉其《治安策》的一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景帝之時，有吳楚七國之叛亂。這個時代，智謀之士頗多，如晁錯、如鄒陽、如枚乘，其說辭皆暢達美麗而明於時勢，有類於戰國諸說士。

  枚乘，曾兩上書諫吳王，當時稱其有先知之明。

  晁錯，潁川人，為景帝內史，號曰智囊，即首謀削諸侯封地者，吳、楚反，以誅錯為名，錯遂為這次內亂的犧牲者。錯深明當時天下情實，故所說都切當可行，亦當時之一大政論家。

  鄒陽，齊人，初事吳王濞，以王有邪謀，上書諫之不聽，遂去吳之梁，從孝王游。左右惡陽於孝王，王怒，下陽於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辭甚辯而富情感，讀者都能為其所感動。故孝王得書，立出之，待為上客。此種文章，自陽後便不易得見。

  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諸儒者，皆曾上書論事，然意見文辭都不足稱。同時有劉安者，為漢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學喜士，曾招致天下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說仁義，著書21篇，號曰《鴻烈》，即今所謂《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傳。此書之性質甚似《呂氏春秋》，文辭尚留戰國諸子的遺蹟，而所論者殊駁雜而無確定的主張。

  後七八十年，有劉向，向所編之傳記三部，上面已講過，當時他曾時時上書論時事，亦為大政論家之一，而其見解文辭，卻無甚可特述者。其後20餘年有揚雄，曾擬《論語》作《法言》，他的見解雖有時可以注意，而文辭中模擬之病甚深，處處都仿效著《論語》之簡質的語法，直忘了《論語》是何時代的作品，且忘了《論語》是弟子所記的語錄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覺可笑；甚至《論語》13篇，他的《法言》亦寫了13篇以相匹對，更是無謂之至。與雄同時者有桓寬，曾作一部《鹽鐵論》，至今尚傳，其體裁殊特別，但其文辭亦不足觀。

  其後40餘年，有大論文家王充出。充卒於公元90年間（漢和帝永元中），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曾師事班彪，仕郡為功曹，以數爭諫不合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遂成《論衡》85篇。《論衡》實為漢代最有獨創之見的哲學著作。當時儒教已為思想界的統治者，而充則毅然能與之問難。他在《問孔篇》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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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能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這些話那時更有什麼人敢說！又在《物勢篇》上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這些話亦是說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辭殊覺笨重而不能暢順地達其意。這是很可惜的。略後於充者有王符。

  符，字節信，安帝時人。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凡36篇，但其言論無甚新意，文辭亦殊平冗。

  此後，至獻帝時，又有三個論文家出現。

  一為仲長統。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生於公元179年，卒於公元219年。性俶儻，不矜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曾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34篇。

  一為荀悅。悅之《漢紀》，前已述及。其論文集名《申鑒》凡5篇，名《政體》《時事俗嫌》者各1篇，名《雜言》者2篇。

  一為徐幹。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公元171年，卒於公元218年。著《中論》20餘篇，傳於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屢辟之，俱不應。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脫儒家的範圍，文辭亦無可特稱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