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次政治鬥爭。

  東漢中期以後，外戚和宦官相繼把持政權。從和帝開始到桓帝中期，是外戚把持政權的時期。後來桓帝聯合宦官單超等誅滅外戚梁冀，政權又落在宦官手裡。在桓帝、靈帝時期，宦官執政前後達三十年，他們獨攬朝政，殘虐百姓，橫行地方，把東漢的政治推到了黑暗、腐敗的頂點。官僚們痛恨宦官把持政權，影響了他們的權位；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也痛恨宦官，阻塞了他們做官的道路，尤其使他們恐懼的是，宦官殘暴黑暗的統治會加深社會的動盪不安，這將會導致整個政權的覆亡，為了本身的利祿，也為了挽救階級統治的危亡，他們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世家豪族李膺、陳蕃等人和太學生（太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郭泰、賈彪等人聯合起來，向宦官集團展開猛烈的抨擊。他們一方面品評人物，相互吹捧以增強聲勢；另一方面批評朝政，打擊宦官及其親屬、賓客等為非作歹的行為，這樣就自然引起了宦官們的仇視。宦官誣告他們結為朋黨，並以「圖謀不軌」的罪名將他們逮捕下獄，或禁錮終身不許做官，有的甚或處死。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黨錮之禍」。

  東漢的「黨錮之禍」共發生了兩次。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黨羽張成的兒子殺人，被司隸校尉（官名，負責糾察京師百官及所轄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所捕殺。宦官們便誣告李膺等人交結太學生共為朋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桓帝下令逮捕李膺、陳寔（shí，同「實」）等二百多人入獄。後李膺等人雖因尚書霍諝（xū）和外戚竇武的力爭，被赦歸鄉里，但遭到禁錮終身不許做官的處罰。第二次「黨錮」之爭，發生在靈帝建寧二年（169）。宦官侯覽依仗權勢侵奪百姓田宅，強搶民女，為山陽督郵（代表郡太守督察縣、鄉，宣達教令，兼管訟獄捕亡等事之官）張儉上書告發，並就地將其資財沒收。侯覽大怒，指使黨羽誣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結為朋黨，圖謀不軌。朝廷大捕黨人，連同過去的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一併受到牽連。結果，一百多人死在獄中，被殺的、流徙的、囚禁的共達六七百人，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被免官禁錮。這次黨錮範圍很廣，時間也很長，直到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靈帝怕他們與黃巾聯合，才赦放黨人，「黨錮之禍」才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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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錮之禍」雖是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但在宦官黑暗、腐敗的統治下，官僚和太學生能揭露、打擊他們的罪惡和暴行。有些人，如范滂等，被逮捕後表現出與惡勢力鬥爭的不屈精神，也給予人們鼓舞。不過，等到黃巾起義以後，在面對著對抗共同的敵人——起義的人民——這一前提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便得到緩和，互相妥協了，有些黨人便直接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罪惡活動，成為屠殺農民的劊子手。

  東漢時期，政權為什麼常把持在外戚和宦官手裡呢？原來東漢的皇帝從和帝起，都是幼年繼位，由母后臨朝輔政，母后照例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幫助處理政事。外戚既然控制著中央政府，便大批派遣自己的子弟、親戚和賓客到各地做官，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等到皇帝長大了，要親自執政時，便與外戚的權力發生了衝突，這時，朝臣上下多是外戚的親信或依附外戚的人，皇帝可以依靠的人便只有身旁的宦官。這些宦官在消滅外戚勢力的過程中，立了功，控制了中央政府，也同樣要派遣自己的親戚和親信到各地做官，來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東漢的皇帝又大多短命而死，母后和外戚就利用這個機會，選立幼小的皇子繼位，藉此把政權掌握到自己手裡。這樣，鬥爭便反覆地循環下去，形成了外戚和宦官相繼把持政權的局面。

  （李書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