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自勉 /

  青年和中年之間，並沒有一道有形的劃線。同樣，中年與老年之間，大致也是如此。我總覺得自己在人生這座公園裡漫步徘徊，好像一下子就來到園中央的花壇，再一轉眼就望到了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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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望到的。當時，我大大唏噓了一陣。回想自己青年時期那麼歡實，中年又那麼窩囊，猛然間就來到生命的後門。不定哪天，我就從這裡被送到離我家不遠的八寶山了。

  可我沒有被悔恨的心情壓住。相反，我對自己提了個響亮的口號：「跑好人生這最後一圈。」最後，當然就意味著八寶山。這中間，距離不會很長，可我還是要歡實它一陣子再倒下。我並沒被八寶山嚇住，卻拿它當作我的鞭策。尤其想到那白白丟掉的二十二年，我更得拼命趕。

  死，一直對我起著積極的作用。

  然而我服老。八十年代出了十一趟國，那時幾乎有請必去。一滿八十，我就封了箱。外邊（包括港台）怎麼約，我都一口謝絕。除了出去後紛忙的活動，光在海關移民局前頭排那個隊，我就排膩了。而且出去我也沒啥新鮮的好講。老就是老了，何必去逞那能！

  然而這支筆我放不下，也許到臨咽氣的那刻，我還在攥著它。我曾用它寫過情書，它也曾為我惹過亂子：一下子把中年的黃金歲月全賠了進去。可是自從它又回到我手裡，我就不停地寫呀，譯呀，沒讓它閒過一刻。我總在提心弔膽，生怕一隻大手忽然又把它奪走。可沒有。

  有好幾位朋友都是摔死的。所以我一般不爬高，夠不著就請人幫忙。多麼忙我也不熬夜，所以眼力至今還不差：像這篇小文就是不戴眼鏡寫的。報紙大致也一眼就能看清。只在讀長文時才戴上鏡子。還由於我唯一的右腎功能也只剩三分之一了，非但飲食嚴加控制，大夫還一再叮囑絕不可感冒，因為許多治感冒的特效藥對我的腎功能都有威脅。我真已經幾年沒感冒過了。這裡有我自己的克制，也有愛人的管制。我是十分服管制的。

  但是，我們的家，依然是由兩個車間組成的。潔若同我合譯完《尤利西斯》之後，一口氣沒緩就開譯了川端康成的巨作《東京人》。我則在二十幾天裡趕出十篇有關二次歐戰的文章。二戰交了卷，我就張羅起今年《收穫》約的六篇專欄。

  可是，我還得侍弄那幾十盆花和一隻已陪伴我十年的烏龜。另外，自然還有我的雷射音樂和相聲磁帶。我們從不出去看電影，一般晚會也一概謝絕，但日子過得卻仍很充實。

  更重要的是，我從八十年代以來交下的幾位年輕朋友。我喜歡聽他們東拉西扯地神聊。他們每次來，我卻像吸了一道防腐劑。同一些老朋友，大多只能保持電話聯繫，可其中也自有一種特殊的溫暖。彼此祝賀一下，九十年代已到中葉了，居然都還健在，也算是一種勝利吧。我們不能同時間賽跑了，能勉強跟上就不錯了。

  記性真是個怪物。我時常為一件事走進另一間屋子，可站在那個屋中央卻記不起是為什麼進來的了。但是，幾十年前的陳穀子爛芝麻，有時卻記得一清二楚，宛如就在眼前。

  我早就給自己定下一條規矩：工作上要向強的看，生活上要向不如自己的看。我知道北京市民能點煤氣不燒煤球的還是少數，知道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沒有一間書房。所以我對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不感興趣。

  新時期我曾兩次重訪英倫，看到幾位與我同過窗的朋友，如今家裡是一幢三層小樓。下面是草坪、果園和網球場，可是我一點也不羨慕。倘若我住在這裡面，一個離鄉背井的老人，我會成天想我的北京城。

  我是八十六年前在北京出生的。當時，小皇帝還在寶座上拉尿。在這裡，我度過軍閥統治下的日子，也領教過國民黨的訓政。最後，我還將在這裡辭世。我認為，我這一輩子活得還算歡實，將來死得也會踏實。

  但是，我要盡力把死推遲，推遲到我腦子不靈、四肢動彈不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