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的反思 /

  死對我並不陌生。還在三四歲上，我就見過兩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賣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張凳子上咽的氣。他的頭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嬸嬸胸前。嬸嬸一邊擺弄他的頭，一邊顫聲地責問：「你就這麼狠心把我們娘兒幾個丟下啦！」接著，那腦袋就耷拉下來了。後來，每逢走過剃頭挑子，見到有人坐在那裡剃頭，我就總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沒那麼痛快。記得他是雙腳先腫的。舅母淚汪汪地對我媽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沒救了。」果然，沒幾天他就蹬了腿兒。

  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當我失去自己媽媽的那個黃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掙錢——地毯房發工資。正如我的《落日》中所描繪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時，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媽一宿渾身燒得滾燙，目光呆滯，已經不大能言聲兒了。白天幹活我老發怔。發工資時，洋老闆剛好把我那份給忘了。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塊五毛錢。我一口氣跑到北新橋頭，胡亂給她買了一蒲包幹鮮果品。趕回去時，她已經雙眼緊閉，神志迷糊。我硬往她嘴裡灌了點荔枝汁子。她是含著我掙來的一牙蘋果斷的氣。

  頓時我就像從萬丈懸崖跌下。入殮時，有人把我抱到一隻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後一聲「媽」——親友們還一再叮囑我可不能把淚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墳坑裡抓的第一把土。離開墓地，我頻頻回首：她已經成為一個尖尖的土堆了。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時期大部分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死人還是見了不少。「八·一三」事變時，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後身掉了兩次炸彈，我都恰好在旁邊。我命硬，沒給炸著。可我親眼看到一輛輛大卡車把血淋淋的屍體拉走。倫敦的大轟炸就更不用說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們這個民族講求實際，不喜歡在沒有邊際的事上去費腦筋。「未知生焉知死！」十分乾脆。英國早期詩人約翰·鄧恩曾說：「人之一生是從一種死亡過渡到另一種死亡。」這倒有點像莊子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作連環套。

  文學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淵，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與密爾頓的《失樂園》中的地獄同樣嚇人。英國作家中，還是哲人培根來得健康。他認為死亡並不比碰傷個指頭更為痛苦，而且人類許多感情都足以壓倒或戰勝死亡。「讎隙壓倒死亡，愛情蔑視死亡，榮譽感使人獻身，巨大的哀痛使人撲向死亡。」他蔑視那些還沒死就老在心裡嘀咕死亡的人，認為那是軟弱怯懦，並引用朱維諾的話說，死亡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樣，都是自然的產物。「人生最美的輓歌莫過於當你在一種有價值的事業中度過了一生。」這與司馬遷的泰山與鵝毛倒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頭，一向離我很遠。第一次想到死是在一九三○年的夏天。其實，那也只在腦際閃了一下。那是當《夢之谷》中的「盈」失蹤之後，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經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斷齜著白牙。作為統艙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確實冒出過縱身跳下去的念頭。挽住我的可並不是什麼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媽媽自己出去當傭工把我拉扯這麼大，我輕生可對不起她。我又是個獨子，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實，歸根結底，還是我對生命有著執著的愛，那遠遠超出死亡對我的誘惑。

  只有在一九六六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對我顯得比生更為美麗，因為那樣我就可以逃脫無緣無故的侮辱與折磨。坐在牛棚里，有一陣子我成天都在琢磨著各種死法。我還總想死個周全、妥善，不能拖泥帶水。首先就是不能牽累家人。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寫出那幾百字無懈可擊的遺囑。我還要確保死就死個乾脆，絕不可沒死成反而落個殘疾。我甚至還想死個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盡：兩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騎車到自己熟稔的青年湖去，可那裡滿是戴紅箍的。我也曾想從五層樓往下跳，並且還勘察過——下面倒是洋灰地，但我仍然不放心。所以那晚我終於採取了雙重保險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藥，再去觸電。我怕家人因救我而觸電，所以還特意搬出孩子們寫作業的小黑板，用粉筆寫上「有電！」兩個大字，我害怕臨時對自己下不了手，就先灌下半瓶二鍋頭才吞安眠藥的。沒等我扎到水缸里觸電，就倒下失掉了知覺。

  我真有一副結實的胃！也謝謝隆福醫院那位大夫。十二個小時以後，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里啃起饅頭了。對於重返人世，我感到慶幸。我太熱愛生活了，那次自儘是最大的失誤。我遠遠地朝著飯廳另一端也在監視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潔若發誓：我再也不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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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九六六年至今，又快三十年了。我越活越歡實，尤其當我記起自己這條命——這段辰光，真正是白白撿來的。當年，隆福醫院大夫蠻可以不收我這個「階級敵人」，勒令那輛平板三輪把我拉走了事。那時，這樣做還最合乎立場鮮明的標準。即便勉強收下，也盡可以馬馬虎虎，敷衍了事。沒有人會為一個「階級敵人」給自己找麻煩。然而那位正直的大夫卻收下了我。當然，他（她）只好在我的病歷單上寫下了「右派畏罪自殺」幾個字（我是後來看的）。這是必要的自衛措施。但是他（她）認真地為我洗了胃，洗得乾乾淨淨。

  人在一場假死之後，對於生與死便有了嶄新的認識。從此，它使我正確地面對人生了。死，這個終必到來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許多，懂得生活中什麼是可珍貴的，什麼是糞土；什麼持久，什麼是過眼浮雲。我再也不是霧裡看花，死亡使生命對我更成為透明的了。

  死亡對我還成為一個巨大的鞭策力量。所以一九七九年重新獲得藝術生命之後，我才對自己發誓要「跑好人生這最後一圈」。「最後」二字就意味著我對待死亡的坦蕩胸懷。我清醒地知道剩下的時間不會很長了。我並不把死看作深淵或幽谷，它只不過是運動場上所有跑將必然到達的終點，也即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在醫院裡散步，每走過太平間，我一點也不膽怯。兩次動全身麻醉的大手術，我都是微笑著被推入手術室的。心裡想，這回也許是終點，也許還不是。及至開完刀，人又活過來之後，我就繼續我的跑程。

  我的姿勢不一定總是好的，有時還難免會偏離了跑線。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馬，使出吃奶的勁頭來跑。三十年代上海有過跑狗場，場上，一個電動的兔子在前頭飛馳，狗就在後邊追。死亡之於我，就如跑道上的電兔子和追在後邊的那隻狗。

  有人會納悶我何以在寫完《未帶地圖的旅人》之後，還有興致又寫了文學回憶錄。一九五七年大小報紙對我連篇累牘地揭批，對我起了激勵作用。我就是要認認真真地交代一下自己。

  這十二年，我同潔若真是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連在死亡邊緣徘徊的那八個月，腎部插著根橡皮管子，我也沒歇手，還是把《培爾·金特》趕譯了出來。當時我確實是在跟死亡拼搏，無論如何不願丟下一部未完成的譯稿。是死神促使我奮力把它完成的。

  我已經好幾年沒進百貨公司了，卻熱衷於函購藥物及醫療器械。我想儘可能延年益壽。每逢出訪或去開會，能直直地躺在賓館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固然是一種有益於健康的享受，我卻不願意為此而搬家，改變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愛音樂，但只願守著陪我多年的雙卡半導體，無意添置一套音響設備。奇怪，人一老，對什麼用過多年的舊東西都產生了執著的感情。

  既然兒女都不急於結婚，我膝下至今沒有第三代。但我身邊有一簇喊我「蕭爺爺」的年輕人。他們不時來看我，我從他們天真無邪的言談笑聲中，照樣也得到溫馨的快樂。

  死亡的必然性還使我心胸豁達，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性質和分量，因而對身外之物越看越淡。我經常對自己也對家人說：「什麼也帶不走！」物質上不論占有多少，榮譽的梯階不論爬得多高，最終也不過化為一撮骨灰。倒是每聽到一支古老而優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創作出一宗悅耳、悅目或悅心的什麼，能經得起時間的磨損，也不枉此生。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盡了力，默默無聞地做了有益於同類的事，撒手歸去，也會心安理得。

  在跑最後一圈時，死亡這個必將使我與家人永別的前景，還促進了家庭中的和睦。由於習慣或對事物想法的差異，緊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時難免會產生一瞬間的不和諧。遇到這種時刻和場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們還能再相處幾年啦！」任何扣子都能在這一前景下，迎刃而解，誰也不願說日後會懊悔的話，或做那樣的事。

  怕死，以為人可以永遠不死或者死後還能帶走什麼，都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死亡神通廣大，它能促使人奮勇前進，又能看透事物本質。我想來想去，唯一的解釋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為唯物主義者，因而也就無所畏懼了。「人只有一輩子好活」，認識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勁頭更足，更有目標。

  願與天下老人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