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三十年代 /

  就中華民族而言，那確實是個偉大的時代。

  那十年，是以侵略者一舉占領東三省開始的。它來勢兇猛，恨不得將偌大的神州大地一口吞下。

  那時，活著可真憋氣啊！天邊烏雲密布。人走在街上，帽檐拉得低低的。牙關卻在咬緊，拳頭攥出汗來。忍氣吞聲，眼淚往肚裡咽。人人都在自問著：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祖國，憑什麼就教人這麼踩在腳下！

  第七個年頭上，那隻毛茸茸的魔爪又想在盧溝橋重演柳條溝的故技。這回可沒那麼便宜了。整個中華民族舉起拳頭，展開了一場八年的殊死搏鬥。

  三十年代是由隱忍到火拼、由低沉到昂揚的十年，也是甲午戰爭後，中華民族毅然抬起頭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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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恰恰是我的青年時期的開始。

  一九三一年，我一方面忙著鑽入大學，同時又在奔走著一場絕望的戀愛——而且是初戀。船駛過中國海時，我倚著船舷佇立在甲板上，確曾像哈姆雷特那樣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我終於還是太愛惜生命了，想到媽媽養我，把我帶大多麼不容易。儘管灰綠色的海水誘惑力很大，我沒有跳。

  足足兩年，我生活在一座四四方方的寺院裡，成天同皈依天主的洋神父打交道。拉丁文我始終也沒學好，可愛爾蘭民族那憂鬱氣質卻感染了我。我捧讀葉芝的詩，沁格·葛蕾格萊夫人和奧凱西的戲，以及喬伊斯的小說，著了迷。

  去福州漂蕩一年後，我又來到未名湖畔。這裡，我開始了小說的寫作。印第一本集子時，我曾設想封面該畫上一座石舫。未名湖心有個小島。這石舫就連接著小島的東岸，與南岸的花神廟遙遙相對。那時，我每天就坐在石舫一端，朝映著水塔倒影的湖水出神。《籬下集》和《栗子》中一些人物和故事，就是在那湖光月影中湧上心頭的。

  我的正式創作生涯始於一九三三年。我一直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面對著侵略者的壓迫，文藝界不分京派海派，大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了。而且，我的第一篇小說《蠶》發表後，就受到先輩們的熱情鼓勵。於是，我就放膽寫開了。

  然而我從未想靠賣文為主。我選了個與創作相輔相成的職業：新聞記者。畢業前半年，我就被《大公報》「預定」下來了。這家報紙的副刊恰好又是我在文藝上的搖籃。

  在這裡，我碰上胡霖先生：一位對我一直信任、並放手使用的老闆。

  離開幽雅的未名湖，乍來到天津的報館，起初我很不習慣。住處樓下就是機器房，不但汽油味瀰漫，而且一開印就像要天崩地裂。西面是法租界的發電廠，成天煤屑四散。南面則是臭氣熏天的牆子河。但我告誡自己：人生一世，不能永遠待在玫瑰園裡。要體驗這大千世界，就得什麼都吃得消。

  於是，我拼命幹活：既編刊物，又外出採訪。魯西蘇北的水災促使我懂得了許多事物，特別是：中國不統一，就沒有前途。

  轉年，我調到滬版，過起了租界亭子間生活。在天津，偶爾去趟洋氣十足的小白樓，覺得怪新鮮。住進霞飛路呂班路口的亭子間之後，我仿佛已經移居小白樓了。房東是白俄婆子，樓下包飯頓頓離不開羅宋湯。那年月，南京路上不時地還能見到高大的紅頭阿三在巡邏。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了。儘管個人失業，從穩定走向渺茫，然而盼望已久的大時代終於到來了。我跟一夥同胞站在外灘公園裡，觀看中國飛機輪班轟炸泊在黃浦江的「出雲」艦，又去大場，訪問浴血抗戰的士兵。

  報紙減張，我從忙人變成了廢人。於是，飽嘗了打破飯碗的滋味。這是入世以來遭受的第一次打擊。那時，從上海去武漢，竟然得繞道香港。在珞珈山麓，懷著滿腔憤怒，目睹膏藥牌轟炸機的肆虐。接著，又輾轉到了大後方的昆明。隨後經安南去了香港。在那裡，我重操起副刊編輯和旅行記者的舊業。

  歐戰爆發的前夕，我在九龍登上一艘開往馬賽的郵輪，駛向西半球那座火山，一去就是七載。

  在世外桃源的劍橋躲了一陣，回倫敦後不久，步字號轟炸機就來光顧了。我踩著瓦礫，探訪那狂轟濫炸後的廢墟，天真地自問著：人類為什麼要打仗。

  三十年代，我從故都北平，邁向遠方，邁向世界，擴大了視野。那也是我在寫作上摸索的過程。我曾吃力地去窺探西方文學的象牙之塔。可我不服水土，感到格格不入。

  但是好奇啊，那是青春的伴侶。

  三十年代，我有過無限憧憬。我渴望過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幻想過纖塵不染的藝術。我巴不得飲到露水滴成的美酒，徜徉在永遠是春天的世界。

  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驀然回首，覺得那時的自己既可憫又可笑。然而，我還是常用傷感的、愛憐的手，撫摸著那段逝去的年華。

  別是一番滋味湧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