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譯者後記

  本書是恩師岡田武彥先生在50年前寫的，首次出版到現在已過了45年。該書中文翻譯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其間因出版問題而經過多次反覆，折騰了近10年，最後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今年正好15年，可謂事已過三，好事多磨！正因「過三」而又「多磨」，所以無論翻譯質量還是出版質量，用現在的標準衡量，都存在不小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原書本身的問題。岡田武彥先生著書立說有其固有的習慣和方式，其核心即是用古人的話語系統，敘述和解讀原著原典，以闡釋和發揮自己思想，並把個性化的理解和思考融化在對研究對象的「追體認」的過程之中。因此，其語言的現場感和今世感是其最大長處。讀他的書，就像在讀其個人之哲學，既充滿古人之義理，又飽含自我之哲思。在這方面，是絕非普通學術史、思想史論著所能比擬的。但缺點是在寫作過程中，引文出處不太按照現代學術規範行事，導致原書在典籍引用上，或者差錯率較高，或者完整性欠缺，以致造成引文不全、出處不明、存有遺漏等問題的大量存在。對於這種寫作習慣，岡田先生本人非常清楚。他常對我說，自己是個思想者，而非學問家，故而在思索寫作時，喜歡天馬行空，縱橫捭闔，而不拘泥於史料考證和文獻的完整性。遺憾的是，儘管這些問題在原書中早就存在，但二十多年前筆者與屠承先先生在分工翻譯時，以及後來吳光先生在對全書進行統稿時，都未對此引起足夠的重視；加之當時核對原文較為困難等客觀上的原因，致使譯者和統稿者選擇了較為「偷懶」的辦法，即放棄對原書引文的核對，而大多採用意譯的辦法；放棄翻譯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對原典的把握和理解，而大多藉助原作者的個人話語系統。其結果，不僅使譯者和統稿者失去了彌補原書缺憾的機會，同時也給閱讀者帶來了許多困惑與不便。

  二是翻譯水平和全書統稿的問題。鑑於以上所述之原因，又限於當時譯者的日文水平，以及經多人之手後才定稿、出版的緣故，原譯文在準確性上有許多錯誤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在語言詞句上，與中文閱讀習慣相差甚遠，閱讀起來拗口，解釋起來彆扭，很容易給閱讀者帶來曲解甚至誤解，同時也使岡田先生這部代表作品在中文世界的影響力大打折扣。該書出版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所產生的影響，遠不如作者其他非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證。正因為此，也就不僅為筆者的此次校譯工作預留了較大空間，而且還對此次校譯工作提出了較高要求，有些關鍵性內容，甚至可以說推倒重譯。對此，細心的讀者可以通過對照新舊兩個譯本來加以比較，做出鑑定。

  本次校譯，即是基於以上所說的兩大問題，而相對應地在校譯過程中做了三件「瑣事」又是「煩事」：

  第一，對原書所引用的大量文獻典籍，進行了仔細校對，實在找不到原典的，則對原譯文進行再翻譯，使之儘量接近於原典所表達的意思，並且儘量接近於原典的表述習慣。同時，為便於讀者理解和把握，還為全書各章節之中原以序號分層次、分內容的部分，統統根據原書所述之內容，加了「小標題」。

  第二，對原作者的日文原文進行了互校。這中間所涉內容較多較雜，比如對一些明顯有誤、疑似有誤或所涉內容比較重要的，均一一對照原文，做了仔細校譯；對一些文字、詞句、標點上的小問題，則徑直改正；對個別明顯有誤之處，則加了「校譯者注」，等等。

  第三，對原譯文的中文表達進行修改和潤色。如上所述，因種種原因，原譯本讀起來比較拗口，不符合中文習慣，有些地方甚至存在較多語病，這不僅給讀者增加了理解上的難度，而且還影響了對此書之重要觀點的引用與轉載。對此，在此次校譯過程中，也都一一做了修改和潤色。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原書及譯本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不足，然其中文版印行於世後，仍受到漢語世界的廣泛關注，引用率一直比較高，這也再次證明了岡田武彥先生在思想學識上的獨到和深邃。本人在翻譯了岡田武彥先生的名著《簡素——日本文化的根本》、復校了先生的晚年力作《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後，又抽出時間對先生的這部早年力著進行校譯、修訂，就是為了回應學術界、讀書界的呼聲，在糾正原譯本之錯誤的同時，祈望能讓中文世界的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岡田武彥這位當代日本大儒的思想和學說。

  更要說明的是，此次校譯是在筆者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可能抽出較為完整的時段，一氣呵成，貫穿始終，而只能碎片式、零敲型地進行，前後難免會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也肯定還會繼續留下不盡人之處乃至錯誤。對此，唯有再次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才能使本人釋懷安心。

  錢明 丙申春節於心閒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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