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朱子以太極為理，認為「極」是「中」的準則，「中」是「極」的狀態，而反對訓「中」為「理」。照朱子的看法，如果以中為理，那麼善惡是非的差別就會紊亂，理的嚴正至純就會喪失，結果便會陷於以隨任含糊苟且為得道的弊病（參見《朱子語類》卷94；《朱子文集》卷52，《答吳伯豐》）。然而，景逸卻以「中庸」為至極之理。只是他到了晚年，才系統地論述了這種觀點，甚至認為，不管是明道所謂的「天理」還是陽明所謂的「良知」，都不及「中庸」（參見《高子遺書》卷3，《困學記》）。

  宗本朱子學的景逸，當然要尊重法之正。但他認為，若只強調法之正就會喪失心之真，若只強調心之真法之正恐也難保。因為天理若墮於法正一邊，就有喪失心真的危險；良知若墮於心真一邊，就有喪失法正的危險。所以必須是真正相因的關係，這才是正道。而要使道變得恰到好處，就只有求之於中。這便是景逸的主張（參見同上書卷11上，《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志銘》）。

  即使所謂「恰好」，那也是因為有真正的相因關係，所以在世俗之見上，能圓融萎靡而不犯手腳，卻並非無視是非之別。只不過像薛元台那樣，在嫌惡、排除世俗之見的同時，又忌諱「中庸」的做法，卻為景逸所不取。據景逸說，因為「中」是恰好之道，故發於事便停停當當。又因「中」是「因物付物」的自然之體，當然也是經世之道。

  一方面，景逸具有以「中」為脫卻世俗羈絆、超然塵外的道的傾向。在他看來，若不超然，就不能真正體悟經世大道。因此，雖只講本體（無）的禪（若從儒教的立場出發，禪可以說是舍用而言體），也未必不能成為儒道之助。他認為，學若是格物窮理之學，那麼即使藉助禪來補充，也未嘗不可。正因為此，景逸之學才被劉蕺山和黃宗羲評價為「半雜禪門」（《明儒學案》卷62，《蕺山學案》）。

  另一方面，景逸又把「中」作為至極之道。在他看來，若遵循未發之法，就不僅能求得性之體認自得，而且能使體立而用發。因此，景逸所謂的「中」，無疑就是未發之道，但又不僅僅以未發為心之本源（即中），所以他認為，廓然無物時的身心便是「中」，當然，它亦必須是純粹之倫理（同上書卷4，《講義》）。

  如上所述，因為「中」即「恰好」之道，即物則之體，所以若發於日用，那就是所謂「物來而順應」。故「中」也可以說是平平常常的自然之體，這就是景逸所謂的「庸」。據景逸說，「中」和「庸」是一體，不能分而為二。如果分而為二且偏於一方，則不是陷於好高騖遠的佛老，就是陷於卑鄙猥瑣的俗見（參見同上書卷1，《語》）。景逸是以基於主靜（見後述）的未發之中的體認為學之根本的，但因為這種「中」就是「庸」，所以其工夫亦必須是不容人為安排的自然之力。基於這一主旨，景逸強調：平常就是體（參見同上書卷4，《講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