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的本旨

  一言以蔽之，東林學的本旨，可以說體現了宋學之精神。長期以來，討論東林學的學者，忘記了東林本來是書院的名稱，而將它作為黨名，其結果就有了把倡清議、重名節的東林學者比擬為東漢黨錮人物之嫌，所以在學術思想的研究方面有言不盡意之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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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之所以強調清議、名檢和氣節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們雖崇尚「與世為體」的精神，在當時卻不得不使之變為「與世為敵」。重要的是，當時他們把一切動忍即洗心退藏之助作為學之宗旨（參見《高子遺書》卷8上，《與周自淑書》）。所以景逸在會晤馮少墟時，認為他所說的「除去心體鍛鍊，更無別事」，是「言簡意盡」之言（參見《高子未刻稿》卷6數部，《與東林會諸友》）。

  這種精神，與陽明所提倡的「事上磨鍊」精神也有一脈相承之處。不過，在陽明那裡，「與世為體」絕不至於變為「與世為敵」。究其原因，不應僅僅歸於兩者環境的不同，而恐怕在於兩者學術精神之差異。至於東林之所以使「與世為體」變為「與世為敵」，乃是因其內心雖多少有些不同，卻都在心情上信奉從至高至純的高遠理想的立場出發，嚴格規正現實的朱子學。

  錢穆認為，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這種觀點筆者是難以贊同的。誠然，東林重視從天下各種各樣的人心好惡中流露出來的好惡情感，結果出現了像錢啟新、顧涇凡那樣，退鄉愿而進狂狷；像劉靜之、薛元台那樣，激於好惡之情而抗時俗、不避禍（參見《明儒學案》卷59、卷60），但那也是遵從是非好惡的。換言之，論好惡是為了重視格物，因而即使有激於好惡之情的現象，其精神與陽明所說的「只好惡便盡了是非」，在根本上不是相背離的嗎？

  總而言之，就東林來說，為學的根本可以說首先是明辨是非。而且他們以求是非的內在過程為要，把重點放在求得深深沉潛於「理之靜」這一點上。所以，他們沒有遵從於求心理渾然的陸王心學，而是遵從於在心之體即內在的性中求理的朱子學。

  在維持國家的綱常人倫被王學末流破壞，而內政外交又都瀕於危殆的明末社會裡，憂世憂國的東林學者，遵循朱學，信奉性學，保持倫理的嚴肅性，並努力拯救國家的命運，這大概是理所當然的事吧！

  東林講性學，尤以體認躬行、靜定自得為旨。因為「性」是心之體，而且是宇宙生成的根源，所以若經常致力於體認自得的話，那就猶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那樣，經世大道可根據超越人力的自然法則施行，世之元氣浩氣也能由此而自然得到維持，宇宙的偉大目的也能自然達成。其結果，清議之論、是非之辨及名節事功，也能擺脫論爭拘執、相對著有之弊，而保持其絕對性和真實性。因此，或者任血氣而高談氣節清議，或者揚言名檢事功，或者明目張胆地倡導天下大義，其實都沒有把握住東林的原旨。

  《菜根譚》說：「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養來；旋轉乾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處得力。」但若按照東林學者的看法，這些可以說就是對天理的敬畏，是基於性之涵養的工夫。所以是非之明辨，與其說只是對外部事物的嚴格分辨，倒不如說是以求得內在工夫為根本的，否則便會「以善殺人」。對於明爭暗鬥的世局，東林學者是想排除鬥爭、反對門戶之見的，其提倡以融和寬大、靜虛空空為旨，其理由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