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外無理

  郝楚望認為，現實人類社會中的道德構建，在例如《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樣的日用常行、人倫庶物、經綸裁成中，存在著天地之心、人類性命之最真切的東西，只有在此處實事實踐，才能以誠的偉大精神通天、地、人，而與性命神化的大本達道相契合。依於事者乃道之體，所以他強調「事外無理」、「事即道」、「行即學」（參見《時習新知》卷5、卷4）；並且說：「理若不通於事，則儒業不敦。」（同上書卷4）在這裡，他以「日用」為養心養性，以「民物」為盡心盡性，並認為這才看到了強調體用的《論語》之「下學上達」的本旨，這才是儒家的本領。

  這種「實學」，雖是宋以來理學家已經講過的，但楚望認為，如果不能在實事的表象外達到心性的隱微工夫，或者說，即使強調前者之要，但如果只單舉後者，那也是用「上達」代替「下學」，其結果便會以執體滅用、澄心默坐、明心見性為事，從而導致遺棄外在之民物人倫的佛、老的偏枯無實和觀空無相。

  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對以往宋明理學家的形上學的性學、心學做了犀利的批判。例如，他認為，朱子以《大學》的誠、正為學，陽明以「致良知」為要，都是宗本心法而單舉誠、正或「致良知」的，所以是上達即下學之道，從而陷入了佛、老之弊（參見《時習新知》卷4；手抄本《小山草堂集》卷9；《明儒學案》卷55，《諸儒學案下三·四書攝提》）。

  楚望有理由因陽明之學為宗心之學而斥責之，但他以朱子之學為宗心之學而反對之的理由又是什麼呢？楚望說，朱子憂慮陸學及楊龜山以下的陷禪，故而注重讀書窮理，但又認識到他們陷於支離，於是以《大學》的「正心誠意」四字為學。這是一面斥責以心法（上達）為宗旨的「理」，一面反而自己陷於禪（參見《時習新知》卷4）。

  楚望自然是把以民物為幻、以虛寂為真的佛老之道看作出世思想而加以非議的，強調理學家乃藏道於世。由於理學家以無形為理、以有形為氣，而分言理氣，所以在德行、言行、政治、文學等方面特別主張主靜窮理。楚望認為，這是背離下學上達之精神的（參見《明儒學案》卷55，《諸儒學案下三·四書攝提》）。因此，楚望雖與理學家一樣以實學為宗，但兩者之間應當說是大相逕庭的。況且，楚望堅持實學而排斥宋明心性之學、性理之學，卻不否定道德的內在性、形上學性和全體性，認為無論如何，那都是在現實中求活生生的具體實事的。在他看來，日常的道德性之實事實踐，本來就是所謂的神化一貫之道，即達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有無全一的絕對之道。所以他說：「大道本無奧秘，『六經』也無奧義，無非在臣子弟友日用之常、身心視聽言動之間。」（《小山草堂集》卷9）他認為，只有罕言性、天道或者心性之事，而專言日常倫理行事的重要性，以促使人學習的《論語》（即專論下學而不言上達的《論語》），才能明白揭示上達的真實路徑。所以，他以《論語》所謂的「下學而上達」為學之正宗。

  楚望認為，孟子之說精於《論語》，《大學》又深於《孟子》，《中庸》則更深一層。(1)因而，從《論語》到《孟子》，從《孟子》到《大學》《中庸》，上達之境一層比一層清晰，但仍然堅持下學即上達的為學路徑。(2)然而，後世以心性為宗的佛學，則舍下學一截而只偏舉剽竊聖賢之上達一截以立論（參見《時習新知》卷4）。(3)

  本來，《中庸》提出「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是因為看到了世人不知本然之體，而據此促使人收斂聲華，講究實際，以求返歸本原，而不是像禪寂那樣教人遺棄外物而靜坐觀空。所以如果只觀聖人「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教，而不看經綸變化之處，那就會變得澄心默坐，無人倫庶物、躬行實踐，而終陷入二氏的觀空無相、無量之弊。在楚望看來，這一路徑顯然違背了孔子的「下學而上達」之旨（參見《明儒學案》卷55，《諸儒學案下三·四書攝提》）。

  楚望認為，宋儒之說高於《中庸》，陽明之說高於宋儒。然而，離下學而趨上達，終究會墮於異端。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他認識到，宋明理學是以上達為先、下學為後的學說，最後必然陷入佛學之空滅。如果要指出相對於宋明理學的楚望之學的特色，與其說楚望主張「下學即上達」，毋寧說是主張「先下學而後上達」，這就不能不認為他在下學與上達之間設置了先後順序（參見《時習新知》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