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氣渾一

  吳蘇原認為，天地間萬物生成變化的妙用條理，不屬於理而屬於氣，即所謂氣的妙用條理，而理是氣之理，離氣則無理。氣雖有雜糅不齊、紛紜舛錯，但不能說其中沒有理。所以他說：「若謂『理者氣之不雜者也』，則幾矣。」（《蘇原全集·吉齋漫錄》上）即使對《易》所謂陰陽與道的關係，他也同樣認為陰陽即道，並認為只有這樣看，道才能成為洋洋乎運行發育不已的本體之存在。而像程子那樣以陰陽為氣、以道為理的理氣分離說，反而使道成為不能運行發育的無用之存在。根據這一立場，他批判了朱子的理氣二元論。(1)

  蘇原以朱子對周子《太極圖說》的解釋為例，對朱子的理氣分言論進行了非難，認為周子的《太極圖說》和《通書》所持的是氣一元論立場。周子所說的「太極」是氣之至極，而「無極」乃其尊稱，這實質上是在強調「太極」，也是周子說「太極本無極」的緣由。原來，周子所謂的「無極之真」是氣的無妄，「二五（陰陽五行）之精」就是氣的不雜，都是一物。因此，他認為朱子以周子的太極及無極之真為理、以陰陽及二五之精為氣的理氣分言，是違背周子所提倡的渾一之主旨的。(2)

  以周子的無極、太極為渾一的蘇原，在論及周子「主靜」論時，認為其「靜」非指動靜之靜，而是程明道所謂「動亦定，靜亦定」的「定」。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蘇原認為，周子說的「無欲故靜」，就是認為如果無欲，就「靜虛動直」。所以，他認為明道之學出自周子，並認為朱子反對周子的偏靜之論是錯誤的（參見《吉齋漫錄》上）。蘇原反對靜寂之說，其《清心箴》（《蘇原文集》下）認為，若厭惡紛擾而安於幽寂，去煩劇而求簡便，就會流於異端。他不但把朱子的無極太極論，甚至把張橫渠的虛氣論、太虛論、太和論也都斥之為難免理氣分言。他認為，張子的虛氣論雖與諸儒（程朱及其學派）的截然二元論不同，但因為分說虛與氣，所以未免理氣分言之失。太和本來是《易》之絪縕太和，是道的全體。然而，張子把太虛作為未發的靜體，把太和作為已發的動用，而且又分說神與化，此論與太極論比較，就難免落於一邊。為什麼呢？他認為，因為太極不言虛，而虛在其中；太極也不言和，而和在其中（參見《吉齋漫錄》上）。

  蘇原之所以排斥理氣二元論，是因為考慮到，理氣二元論歸根到底將成為像朱子那樣的理先氣後論而與老子所謂「道生天地」說相通，把先於天地而存在的東西當作理，以燦然之物懸於形象，並以此為性，因此，追求恍惚的理和性而陷於異端。他認為，氣是理之實體，如不揭示氣，理就陷於空，陰陽之道也就在天地萬物的運用發育中變得無用，仁義之理也就寂而無感、靜而無功，而化於無為。其結果，天人分化而失萬物生化、福善禍淫、經綸裁成之妙，從而不能成為全體完備之大道。所以他說：「愚敢斷然以氣為理，豈有別說，亦只據『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言思而得之也。」從而強調了氣一元論。提倡理氣渾一的蘇原在說明此主旨時，以程明道的道器一體論為精闢之論，是當然的吧（同上）！然而，雖說都基於渾一立場，但在明道那裡是以理為中心，而在蘇原那裡則是以氣為中心，兩者之間不是有一線之隔的嗎？日本的尾藤二洲巧妙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說：

  明道「道亦器、器亦道」之謂，甚有深意。不可把「亦」字作「即」字用。然吳廷翰（蘇原）卻說理即氣、氣即理，這不但沒有達於程明道之旨，而且歸根到底必然以心為道。明儒之鹵莽大抵如此。（《素餐錄》）

  關於性與氣，蘇原也與理氣關係一樣，認為氣即性，若無氣質之性，則無天地之性，仁義也是氣，德性也是氣質，並認為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的說法，是性氣分言之論和未透之說。故而此說恐並非明道之說。(3)根據氣即性說，蘇原把性氣分言論者一般地歸於性善與氣不善，歸於性與氣的偏全。據此，就不能說不善非性吧！他之所以稱上述程子之論是未透之說，是因為看到他以不善為性外之物，而使性善陷於空虛之弊吧！從認為氣即性這點來看，蘇原是肯定告子生性論的，但從性氣偏全論來說，告子之論卻是不知氣有偏全之別，因而他認為告子生性論是以惡偽為性而使人陷於禽獸，於是斷定「告子語是而意非」（參見《吉齋漫錄》上）。(4)

  蘇原之所以認為氣即性，是因為他認識到性不是未生以前的存在，而是有生以後的存在，如果作為未生以前的存在，那就成了佛的空性。據此，他認為孟子的性善是自有生以來探其本源之說，而在明察性自有生以來即存在的緣由方面，則有未盡之處（同上）。所以，他認為，孟子的性善說契合於《易》所謂「繼之者善」的主旨，但對「成之者性」的主旨，則尚未明察，即所謂「孟子義明而語猶未究」（同上）。

  而蘇原在以性為德性、仁義禮智的本源這點上，雖與先儒無異，但他強調氣即性，是因為覺得不應把性之德性直接視為善，其善惡應取決於氣之多寡、厚薄、偏全、清濁。因此，他認為孟子的性善說比不上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性說（同上）。這與宋儒以來認為孟子之性是發揮孔子之性的見解是很不相同的。對於孟子的性善說，蘇原雖亦有所批評，但像前人一樣，他充分肯定了孟子性善說對道義的內在根據所做的明確揭示，而且對於匡救告子生性論之弊也立有大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