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批判派與復古派 第一節 總論

  如前所述，在宋末元初一度衰微的陸學，由於吳草廬出來提倡朱陸同異論，總算普遍地得到了承認。但因為明代的教學與元代一樣，以朱子學為準繩，所以陸學的價值還沒有達到被完全認可的程度。而陽明站出來高度評價了陸子，所以在王學流行的同時，陸學派的書也得到了廣泛傳播。在明初，尊崇株守朱子學而竭力排斥異端的是胡敬齋，但他主要是致力於對佛、老的辯難，而不太用力於對陸學的辯難。從羅整庵開始，雖同樣根據朱子學的立場而辨析異端，但他比敬庵精通佛學，所以儘管一面補敬庵的排佛論之不足，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佛學的精微。他還與王陽明及其高徒歐陽南野等書函往復，以論證和辯難王學之所以變為禪的緣由。此外，他還對被看作與佛學相通但不屬陸學派的儒者之說，以及與陸學同調者之說也同樣做了批判。(1)

  陽明歿後，王學猶如洪水泛濫般地流行各地。隆慶以後，其影響及於科舉，使以朱子學為主的傳統規範準則發生了變化（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18，《孔艾南英皇朝文待序》）。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對於陸、王及佛、老堅持批判立場的反對派。馮貞白、陳清瀾、吳蘇原、郝楚望等就屬於這一派。其中，馮貞白與清瀾強調朱子學的特色而對陸、王與佛、老進行批判，而蘇原則提倡新說而對陸、王與佛、老展開批判，所以其批判甚至還追溯到宋儒。至於楚望，則復歸古學而立論，並從這一立場出發而徹底批判了宋明的理（性理）學。

  馮貞白著《求是編》，以《傳習錄》為例，逐一駁難陽明之說，並批判陸學和禪學。他以朱子的「格物窮理」為聖學之致用實學和體用內外渾一之學，認為其中有儒之所以不同於佛、老的本質區別。他認為，陽明心學求心之直接渾一，反而導致混淆偏枯而失真的弊病，因而背離了聖學致用之道。最後他又認為，王學也不出朱子學的範圍。對王學持批判立場的貞白，理所當然地褒朱貶陸，但他對陸學的態度與對王學的態度稍有不同，也就是承認陸學是孔門別派。

  明辨朱、陸而以陸、王為異端，尤其以陸學為中心，對其做犀利又徹底批判的是陳清瀾。

  

  原來，近世儒者之所以深究內面性（內在性），是因為受到莊、列、禪等所謂異端的刺激，並以此為媒介而揚棄儒教的人倫立場，又在心之本體中求本源。清瀾認為，在德性上求心之本體是聖學，朱子學便是如此。而求心之本體於靈妙之神的，則是莊、列、禪，陸王派的心學也屬此類。所以他把陸王學定位於「養神一路」，而且認為以往的異端之辨之所以不徹底，就是因為沒有在形而上的本源上加以明辨。所以他反覆闡述了「養神一路」的體段、下手工夫及危害性，並在指出異端之學立足於「養神」的原因的基礎上，對其做了徹底批判。清瀾既是理論家又是歷史學家，所以又著《學蔀通辨》以辨析異端。在此書中，他列舉禍福輪迴、識心見性、改頭換面三個障阻，論述了中國佛學的變遷過程，並認為佛學對儒學的影響，經歷了儒佛本同末異論和儒佛同歸論兩個階段，而最終改頭換面成為陽儒陰佛，從而斷定陸學就是陽儒陰佛。他還指出了陸學對朱陸異同論的影響，從褒陸貶朱到朱陸早異晚同說[18]，最後演變為陽朱陰陸，從而斷言王學便是陽朱陰陸的學說。

  清瀾的異端之辨雖以宋代胡致堂的《崇正辨》、明代葉子奇的《草木子》以及胡敬齋的《居業錄》、霍渭厓的《象山學辨》、羅整庵的《困知記》、崔後渠的《序楊子折中》等為先驅，但據清瀾所說，其異端之辨的特色在於把陸學定位在「養神一路」，從而尖銳批判了以往的朱陸同異論。

  不過，清瀾的真正動機卻在於探討朱子異端之辨的原委。(2)清瀾異端之辨的另一個特色，是立足於強烈的夷夏之辨，即民族意識，而對佛學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禍亂之跡做了歷史的敘述，從而吐露出其深憂時世的悲觀心理。清瀾的異端之辨，對於清初朱子學的勃興與民族主義的王學辯難產生了重大影響（參見《王學質疑·附錄·讀史質疑四》；《呂晚村文集》卷1，《復高匯旃書》；《王船山遺書》卷9下等）。然而，對於清瀾的朱子學及其異端之辨，在明末清初儒者中間，存在贊成和否定兩種意見。(3)

  吳蘇原著《吉齋漫錄》，在建立與程、朱、陸、王不同的獨創之說的同時，不僅對陸、王、佛、老進行了尖銳批判，同時對程朱之學亦做了反思。他提倡一元論，而批判宋儒的理氣二元論、性氣二元論及性善說。他辨析心性時認為，心宗之說，因為畢竟不以心為性（即純全不偏之氣）之所發所生，是故心無論怎樣尋活，但如果不本於性並在期待氣的純全不偏上用工夫的話，心宗說終將陷於滅理任情之弊。所以，他也批判了陸王心學。然而，只要看看他的存養論就可以知道，其中存在著與經過陸王的明末新朱子學一脈相通的地方。所以，雖說蘇原是批判宋儒的，但在蘇原學說中卻到處可見宋學的影子。

  郝楚望的理學批判比蘇原徹底。他一心堅持古學而尖銳地駁難宋明儒學。他認為，工夫不在實象之外，也不在心性的隱微之中，故以《論語》的下學上達為聖學正宗。他指出，宋儒忘此宗旨而只求「上達」一截，陽明之說更甚於宋儒；後世佛學也只剽竊聖學之「上達」一截，並以此立論，而陽明則要比佛學更遠離「下學」，而只注重「上達」，致使陷於異端之空滅。所以，楚望把禪之心法以及宋儒和陸王之學一概當作心宗加以排斥，並據「時習溫故」之教批判朱子的「窮理」說和陽明的「致良知」說。本於實事實踐的楚望還認為，如果不養性存心，終將陷於懸空之學。從這一立場出發，他批評宋儒「尊理卑氣」、「理氣相分」的二元論是陷空無用之學。(4)

  蘇原與楚望之學對於日本古學派也有影響。在日本開創並提倡古學的是伊藤仁齋[19]。他在1663年著《中庸發揮》而發古學之端。隨後，山鹿素行於1666年著《聖教要錄》，以宋明學為異端；貝原益軒則在1714年著《大疑錄》，對宋儒之說持懷疑態度。對於仁齋是否真的讀過蘇原的《吉齋漫錄》，雖不好做判斷，但荻生徂徠認為仁齋的古學是從《吉齋漫錄》那裡剽竊來的（參見《辨名》上），而益軒看過《吉齋漫錄》和《時習新知》的事實，也是清楚的（參見井上忠氏：《關於貝原益軒的——九州儒學思想的研究》）。所以可以說，益軒也受到過這些書的影響。(5)

  (1) 據說陽明在世時，山陰縣有個叫作陶庸齋的人，嘗著《王學演說》，駁斥王學及佛學而精論宋學（參見《張楊園集·備忘一》）。王順渠也曾遊學於陽明之門，後因不滿陽明之說而反戈一擊。當時呂涇野也與陽明學說有異。自陽明死後，批判王學者頗多（參見《呂涇野文集》卷6，《贈玉溪石氏》；卷17，《仰止亭記》；卷6，《贈石高州》等）。據《王順渠文錄》（卷6）記載，林國輔曾著有《講余》，而對《傳習錄》作過批判。其他如張古城的《陸學訂疑》、徐養齋的《讀書札記》、李大經的《衛道錄》《大學稽古中傳》等，也都是批判陸、王的書。

  (2) 在清初的朱子學者陸稼書的著作中，雖也有與清瀾同樣的異端之辨（參見《三魚堂集》卷1，《學術辨》上、中、下），但毋寧說是拾清瀾之牙慧的。

  (3) 關於清瀾所著的《陸王辨析》，也有人指責它是趁當時陽明與當局的矛盾，為逢迎君上而作的（參見《李二曲全集》卷16，《答張敦庵》），但更多的卻是對此書的較高評價。如東林的顧涇陽作《學蔀通辨序》，清初的顧炎武以此書與羅整庵的《困知記》並稱，認為是「今日之中流砥柱」（《日知錄》卷18）；陸稼書把此書與薛文清的《讀書錄》、胡敬齋的《居業錄》、羅整庵的《困知記》並列，而將它推崇為論學術得失之作（參見《三魚堂文集》卷4，《讀書分年日程後》）；呂晚村也高度評價過此書（參見《呂晚村文集·附錄·行錄》；卷2，《與吳容大事》）；特別是勞余山，稱讚清瀾的批評猶如「日中見斗」，並因此而提出把清瀾從祀兩廡的主張（參見《勞余山遺書》卷10，《邇言二》）。然而，全謝山與李二曲卻對清瀾提出了批評，並對顧涇陽、顧炎武、陸稼書等尊崇《學蔀通辨》的做法表示了懷疑（參見《鮚埼亭集》外編卷50，《端溪講堂策問》）。

  (4) 楚望之學從其所著的《時習新知》中可窺知大要，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九經解》。關於此書，也有人認為是「別處下手眼為高，然其中識見亦盡有開闢不可及處」。然而，清初學者陸桴亭則評價此書說：「但論經處多援引佛經互證，雖名為闢佛，其實推墨附儒也。綠楚望曾習釋學，故議論便自己倒縱橫，大約三王（王陽明、王龍溪、王心齋）之餘、卓吾之次耳。此書後必有喜之者，其力量亦甚可畏。吾黨學問有暇，當取而論正之。」（《思辨錄輯要》卷33，經子類）

  (5) 從《大疑錄》的理氣論，可以發現它與蘇原之論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太宰春台在談到《大疑錄》的讀後感時則說過：「損軒（益軒）雖是宋儒之徒，但善疑宋儒，誠奇士也。然只是疑之，而並不排斥。其論辯亦仍在宋儒範圍內。」大野通明評論益軒時也說過：「甚疑宋儒而不斥宋儒。」（《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