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之辨

2024-10-11 15:30:34 作者: 岡田武彥

  少墟與一庵、敬庵一樣,都排除門戶之見。少墟認為,宋儒與陽明之學,或主靜,或主敬,或窮理,或致良知等,都是各立門戶,其實都只不過說對了一點;如果基於工夫而復歸性體,那就不會以偏概全了(參見《馮恭定全書》卷13,《鄭溪書院志序》;卷7,《寶慶語錄》)。但在當時,上有黨爭之禍、禁學之事,下有王學亞流的猖狂,所以他認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講吾之心生於天地,因而痛感講學的切要與使命,並與顧涇陽、鄒南皋等一起,遵循以講學為「明道覺心」的宋儒之訓,竭力辯難異端,努力講學,這大概是不得已的吧(參見同上書卷7,《寶慶語錄》;卷2,《疑思錄》)!

  在擅長於理論的少墟的異端之辨中,有先儒未及之處,其功績可與顧涇陽並稱。少墟之所以致力於講學辯難,是為了救正現成派亞流的猖狂之弊與俗人的冥行之弊。關於此弊,他曾作過如下論述:

  

  (一)駁佛老之鋒轉而論人事之風興(越俎之學),闢佛老之鋒轉而論宋儒之風興(操戈之學),世俗遂有了非議講學者之口實(參見同上書卷16,《辨學錄跋》)。

  (二)不求本源於道德,則重視事功氣節之風流行,故儒者遂逞於意氣而陷於主觀功利(參見同上書卷15,《答強睿庵侍卿》;卷10,《太華書院會語》;卷16,《百二別言》)。(1)

  少墟異端之辨的特色,集中表現在辯難本體之源頭這一點上。據他說,這是仿效《中庸》發明孔子的本體源頭而破除異端的方法。(2)所以他認為,如果像以往那樣只在下學與上達、漸修與頓悟、經世宰物與明心見性、體與用的分別上探求儒佛之辨,那不但不能理解儒的本體源頭,而且還會產生輕儒重佛的弊病。他說:「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旨。若宗旨不明,而徒曉曉於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同上書卷1,《辨學錄》)這一觀點與陳清瀾《學蔀通辨》的異端之辨有相通之處。(3)

  下面就概略敘述一下少墟關於本體源頭上的異端之辨。

  少墟認為,儒學的本旨是論心必說理。他以理之有無區分天理與人慾、道心與人心、善與利、善與惡、義與利、公與私,認為「此外無道」(參見同上書卷8,《善利圖說》);又以這個「理」字作為辨別儒與佛(老)、儒與俗的根本。

  他認為,心是靈活的,若不依於理,就必縱於欲,故理欲不能並立。所以,不能有「一切無心」之事,也不能有「二用於心」之事。顯而易見,以慾障為當然而以理障為無的禪的無心論,最後不能不墮於縱慾的俗人陋習。這是他批評禪「畢竟以此欲作庇護」(同上書卷1,《辨學錄》),並批評禪把無無空空、真空無有、無物無礙之類當作本無,甚至把「有」本身也當作「無」,這是誇大並墮於「好利敗義」的世俗之辨。有見於此,少墟遂反覆闡述了其流禍至於不可救藥的緣由(同上)。

  在少墟看來,因為「理」在天地是「太極」,在人是「五倫」,在物是「則」,所以是「有」。雖說是「有」,但因為「理」又是《中庸》所謂的「天命」,孟子所謂的「人心」之固有,所以是超越思為的東西。這意味著「有」就是「無」。雖說是「無」,但因為其中具備了位育之大本,所以又是「有」。提出這種看法的少墟認為,若從本體本源上看,就應該說是「有而非無」,只不過是在工夫上才說「有」(與理相對)或「無」(與欲相對)而已,而實際上都不能稱作「無」。

  然而,佛教反對以本體本源為「有」,而以此為「無」。所以,在本體本源上,儒佛之間已有不同,可謂是毫釐千里之差。為什麼這麼說呢?他認為,這是在其發用上產生了德業與利慾的巨大差異(同上)。這種本體源頭上的有無論,主要是為了說明儒之性是理根,而佛之性是欲根這一根本性差別的。(4)

  從理根、欲根上辨儒與佛的少墟,當然會贊同所謂「天理人慾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的李見羅之說(同上)。如上所述,他明辨天理與人慾,而且對反對理欲分別之說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指責,認為這種觀點是滅理縱慾(參見同上書卷12,《關中書院語錄》)。

  總而言之,佛(老)之所以是異端,是因為未得吾儒之體,這是少墟異端之辨的根本(參見同上書卷1,《辨學錄》)。他還在生性論、心性論方面指責了佛氏之說。

  少墟認為,天之廣生、大生是性,性是生之理。因此,如果離「理」而講「生」,就會任於知覺運動,並以適己之物為方便,而終至於不得不墮於氣質情慾之用。佛氏雖以知覺運動之體為性,但因為是以氣質之性、嗜欲之性為性,所以實質上無非是告子的生性說(參見同上書卷1,《辨學錄》;卷12,《關中書院語錄》;卷10,《太華書院會語》等)。根據這一立場,少墟推崇「心之精神是謂聖」的《孔叢子》之語,而反對楊慈湖所提倡的「本心」說(參見同上書卷2,《關中書院語錄》)。在他看來,慈湖的「本心」說實質上是以知覺運動之體為性的禪說(參見同上書卷10,《太華書院會語》)。

  總之,少墟與其師敬庵一樣,基於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的孟子之說,強調指出:雖說性與氣質、理與氣不可分離,但若不根據性理而提倡氣質,就必然以人慾為性。所以他評論兼舉義理、氣質的宋儒的性論說:「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為主,氣質之性存而不論可也。」(同上書卷10,《太華書院會語》)而且認為,宋儒揭氣質之性,不過是為闡明孟子的性善之旨罷了。

  如前所述,敬庵以性的嚴肅的義理,否定以氣質為性,這與程、朱以《論語》所謂「性相近」的性為義理之性不同。而少墟也遵從敬庵的這一立場(參見《馮恭定全書》卷3,《疑思錄》四)。這樣一來,少墟的性論,雖看來好像與宋儒二元論的性論稍有不同,但若究其本意,則也可以說是與宋儒性論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的。總之,他強調天理的嚴正性,所以雖講先天、後天,但卻認為:「人須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不可拘執於先後二字。」(《馮恭定全書》卷11,《池陽語錄》)雖對高談「天」字的《中庸》之「誠」表示尊崇,但卻舉出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的《中庸》之語,而強調「道」的重要性。所以,在未發論等其他方面,他又是著重強調「中」之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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