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說

  屬於陽明嫡傳和現成派亞流的卓吾，高舉起「童心」（或「赤子之心」）這一人的自然率直之心的旗幟，並強調其重要性。他認為，「童心」是絕假純真的最初一念，亦即真心。損害「童心」的東西，最初是「聞見」，爾後是「道理」。「聞見」由於先入為主而造成固定的觀念，故妨礙「童心」的直接發露。而且越是讀書知理，就越失去「童心」。不循於「童心」的人是「假人」，假人所幹的事是「假事」，所說的話是「假言」，所作的文章是「假文」。卓吾把這些全都說成是失真的東西。所以他聲稱，以往被蔑視的戲曲小說之類是人情的真實描述，即「童心」本來面目的描述，其文字是「真文」。而對於「六經」、《論語》《孟子》，他卻反而抱有懷疑態度，把它們稱作或者是史官的過褒之詞，或者是臣子的讚美之語，或者是迂闊門徒和愚昧弟子的綴拾暗記和無頭無尾之文（參見《李氏焚書》卷3，《童心說》）。

  卓吾雖尊重人的自然心情，但並不主張放任自流。他認為，若是真的東西，就自然會生禮義，而其中必定有當然之工夫；但只有基於自然，才能避免被人為的安排所歪曲（參見同上書卷3，《四勿說》，《讀律膚說》）。所以，工夫在卓吾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這方面的材料，只要從他的藝術論中就可窺知一改正。卓吾指出，技藝和心（道）必須相即而渾一，這樣技藝才能神妙（參見同上書卷5，《樊敏碑後》，《詩畫》，《琴賦》，《逸少經濟》）。所以，此時的卓吾並不主張當下即是、當下現成說，反倒強調起漸修的重要性。

  重視人情之素樸率直的卓吾，主張聽任我情之動，從而率直地行動、率直地談論。所以，他在對道學家進行批判時曾說：

  每見世之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雲！（同上書卷2，《答友人書》）

  在這裡，他把自己強烈的反感原封不動地率直吐露出來，而無所畏懼，所以卓吾被人認為是提倡暴怒即學、暴怒即性的人。卓吾對此卻吐露出這樣的思想：上述說法是誣學誣性之說。因為「怒」亦存在於未發之中，雖不知其來處，但卻因緣而來。如此看來，他甘願以「狂者」和「異端」自居，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李溫陵傳》（《李氏焚書》）中，對於卓吾的性格言行之特徵是這樣記載的：性甚卞急，好面責人過，士非參與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是氣概激昂、行復詭異的人。所以他雖遭到有識之士的非難，但在當時儒者中，也有像李見羅和顧涇陽那樣承認卓吾率直無偽的學者（參見《正學堂稿》卷3，《答舒夢灘》；《小心齋札記》卷10）。見羅曾為卓吾辯護說：其採取儒佛之立場光明正大，而無那種陽儒陰佛的假面具。涇陽則引卓吾所謂「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不如死於婦孺之手」說：其平日之言常能殺人，而此語卻能活人。

  

  據記載，卓吾曾說過：「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之路。」（《明儒學案》卷16，《江右王門學案一·鄒穎泉傳》）這樣一來，現成論也就談不上什麼弊病了。此語之真意暫且不管，但不難想像，它是適合當時人們的嗜好的，甚至會使世之名教破敗不堪。耿天台曾非議卓吾之論是「遺棄人倫」。對此，卓吾以己說反駁了天台之論，並將天台的尊重實事說成是未察本源之論（參見《李氏焚書》卷4，《耿楚倥先生傳》）。據說天台還著有《求儼》篇，以批判卓吾的《焚書》；而其同黨蔡弘甫，則著有《焚書辨》，亦對《焚書》大加撻伐。

  清初朱子學者張武承曾著《王學質疑》一書，對卓吾進行了激烈的非難。祩宏雖然也批判卓吾，但其批評卻是出於惋惜卓吾之才的目的，因而大致可說是得當的批評。他說：

  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為量、常道為憑，鎮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為驚世矯俗之論以自愉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具肇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為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為最初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為至論，一為妄語，何也？乃至以秦皇之暴虐為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為大豪傑，以荊軻、聶政之殺身為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纇。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荊釵》守義持節為勉強，而《西廂》拜月為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竹窗三筆·李卓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