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解

  天台主張率性（道）與修道（學）、慎獨與樂處、悟道與戒懼等的一體相即（參見同上書卷1，《紀元·清源對答》；卷4，《與趙汝泉》二），認為唐元卿的「寡慾」和孟我疆的「直透」都是正法眼藏（參見同上書卷4，《答唐元卿》），並將胡廬山的「愨實」與羅近溪的「超脫」當作車之兩輪（參見同上書卷3，《答羅近溪》）。此外，在克己方面，他主張以默識為要，認為如果事功也依賴於性分，那就會役使於人。如此等等。他雖注重本體與工夫的渾然一體關係，但從總體上說，他的本體工夫論更接近於修證派（正統派）。他的「四句教」論便傳達了這方面的信息。

  他視陽明的「四句教」為揭示本體與工夫的融合即一之論。他認為，「四句教」首句的無善無惡之體，是第二句以下所講的工夫的極致。就是說，無善無惡之體能夠止揚工夫，能夠達到超越自我而順其自然的境界，即所謂「克己之化」（參見同上書卷2，《遇聶贅言》）。所以，他反對只把首句的本體當作最上乘，而蔑視第二句以下的工夫的做法（同上）。當時，現成派亞流的學者因以第二句以下為贅語，而只以首句為宗，所以使才高者耽虛歸寂而陷於遺物離倫之弊，才卑者任性恣情而產生一切皆善之弊。而天台之論無疑就是為了救正這些弊病的（同上）。

  據天台所說，「四句教」之首句即無善無惡之論，由於與陽明《傳習錄·花間草篇》以理靜為無善無惡的思想同旨，所以並不同於釋氏棄倫滅理的無善無惡之說。然而，即使說心體原是無善無惡的，但由於其中有天則不已的德性存在，因而又包含著萬善。因此，雖說無善，但並不意味著與惡混同，也不像枯木死灰那樣斷滅生機。它是與《大學》的「至善」、《中庸》的「未發之中」、《樂記》的「人生而靜」同旨的概念。天台認為，陽明在首句「無善無噁心之體」中揭示了本體，在第二句以下「有善有惡意之動」等中揭示了工夫，這與周子所謂「誠無為」，其後又說「幾善惡」；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其後又說「物來順應」；在主旨上並無二致。因此，他認為龍溪的「四無說」是對陽明原旨的詆訶（同上）。

  天台把「四句教」的「無善無惡」解釋為「理靜」，雖不能說有違陽明本旨，但若像天台那樣注重「理靜」，則王學與朱子學的差別就變得微乎其微了。這樣，他提倡朱王同歸論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