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德庸行

  天台雖曾提出過「致命」說，但到晚年便放棄了。他說：

  蓋所云畏天命者，不敢揉情塞性以牿天，不敢盪矩踰閒以悖天，不敢侈談虛知空見以罔天。（同上書卷7，《知命解》）

  他強調畏敬天命的重要性，這與王門修證派的鄒東廓在講「良知」時注意「性」，講「致良知」時強調「戒懼居敬」是一脈相通的，而且與朱子提倡嚴肅居敬的精神也有相通之處。重視實地工夫的天台，如同朱子晚年重視「禮」那樣，把理和敬歸於「禮」，並認為親親之教的「仁」和尊賢之篤的「義」也是由「禮」所生的。他說：宋儒所提掇的「主敬」，即是「禮」，即是「集義存仁處」。就是說，「禮」是仁義之母。故而他把周、程、張、朱之學全都歸於「禮」。他還認為，陽明提倡「致良知」是時節因緣，這與宋儒提倡「禮」的精神並無二致（參見同上書卷1，《庸言·誹言》；卷4，《示應試生》）。所以，天台提出「《小學》之外別無《大學》」（同上書卷12，《小學經傳序》），從而推崇《小學》，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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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這樣注重「理」和「禮」，無疑是出於對當時現成派亞流之弊的憂慮以及反對釋老異端的儒者的自覺。他還把「理」和「禮」當作辯難異端的一條原則。這雖與以往諸儒無甚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言「理」，他也把它看作植根於「不已之心」的東西（參見同上書卷3，《與李公書》），並注重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的實地工夫。他認為這就是所謂「信」，否則，在他看來就會陷於異端之玄虛。所以，他批評了以罔覺不知為真知真覺的龍溪「求真」說，指出：

  愚謂主張斯學者，須得如知下之偉志峻履，沖懷虛襟，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乃是求真，即所謂「信」。今日所當為宗旨者，蓋信之於四德，猶土之於五行。惟信則實有諸己，而仁義禮智皆本諸身，而誠徵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悉虛也。（同上書卷2，《遇聶贅言》）

  強調「信」而重視實地體認的天台，理所當然地會批判以知覺為宗的龍溪之學。這裡所說的「信」，顯然不同於現成派所說的「當下即是」的「信」。

  天台所說的「實地工夫」，歸根到底是要在日常言論德行中求其歸宿的，所以天台強調「庸德庸行」或者「庸言庸行」，並以此為學之宗旨，也是理所當然的。天台認為，程子所謂「天地之常，普於物而無心；聖人之常，順於事而無情」之說，正是顯示這一宗旨的（參見同上書卷13，《尋常說》）。於是，他便對在庸常淺近的言行里有微妙精神的問題做了反覆闡釋（參見同上書卷4，《復喬戶部》；卷16，《別肖生言》），認為「惟庸言庸行者，妙道也」，而把務高玄奇詭視為虛罔之論（參見同上書卷16，《萬曆己卯書勉萬孝廉》）。

  那麼，天台所說的「庸德庸行」，具體指的是什麼呢？這就是「篤倫盡分」（即篤信人倫之道而竭盡己之本分）和「為官盡職」（即當了官便要盡其職責）。歸根結底，前者不過是親親長長之道，即孝悌忠信。在天台看來，只有這些才是天命心性之不已處，也才是識取真機的根由（參見同上書卷3，《與王相公》二，《與胡杞泉》二）。而後者則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道，亦是顯「萬物一體」之真機、盡性命之精微的根由。他認為，講「萬物一體」之真機而不做「為官盡職」那樣的實事，就必然會趨於空談。於是，「為官盡職」便成了天台驗證學問之成敗的根據（參見同上書卷6，《牧事末議》；卷15，《武涇寧國二縣學》）。與此同時，他還特別注重「萬物一體」的實事，認為孔、孟高明不如莊、列，權謀不如蘇秦，武略不如孫、吳，而首列於萬古（聖人）的原因，其實就在於此。所以他便以「萬物一體」的實事為萬古不易之正脈（參見同上書卷14，《復辨喬戶部》）。

  天台提出「庸德庸行」、「庸言庸行」的宗旨乃晚年之事。他起初信奉慈湖的本心說（參見同上書卷3，《與周柳塘》三），但不久便像其自己所說的「悟高玄者，知貼身理會；契微妙者，知就事鋪張」（同上書卷1，《庸言·誹言》）那樣，而了解了「自無入有」的重要性，於是主張攝有而歸於無，乃至於否定「自有入無」的慈湖之悟。所以天台也同近溪一樣，認為若遵從慈湖之悟，就會入於玄妙而離倫物。然而，天台的情況與近溪非議陳白沙等主靜說又有不同，他認為主靜說是陳白沙、羅念庵立本透悟的主旨（參見同上，《庸言·吾經大旨》；卷16，《讀念庵先生冬夏二遊記》）。

  因此，天台雖到晚年才強調庸常之道，但若審視其內容，就會看到天台之論與以孝悌慈為學之宗旨並在庸常中見生機之實的近溪思想有相通之處。不過天台認為，陽明歿後得其真傳的只有東廓一人，而把自己所私淑的鄒東廓之學視作是宗本「庸德庸行」之學。他在寫給東廓之子穎泉的書函中說過：「來日繹思，君家庸德庸行宗旨，誠正法眼藏，活人良劑也。」（同上書卷3，《與鄒穎泉》）所以在天台學說中，明顯有修證派的影子。如前所述，他在提倡「良知」時，有重視「天理」，或者有比本體更重視工夫的傾向。這大概也可以作為其受修證派影響的一條證據吧！正因為如此，他對李卓吾、王龍溪持批判態度是很自然的（參見同上，《讀念庵先生冬夏二遊記》；同上，《與王龍溪》；卷2，《遇聶贅言》；卷4，《答友人問》）。

  天台之所以以反身克己、篤倫盡分、庸德庸行那樣的實修實事為要，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對現成派亞流「以恣情縱慾為真性，以反身克己為鈍下，以頑鈍無恥為解脫，以篤倫盡分為情緣，蓋祖異教而益滋其橫議」的弊端深感憂慮，並力圖救正之的緣故（參見同上書卷4，《與肖給舍》）。但這樣的實修實事，實際上亦是被陸、王及心齋、近溪等當作學之要旨的。(2)所以天台認為，這亦是整個泰州派的宗旨。不過他的實學，很難說是與泰州派完全同旨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他的思想中雖有現成論的餘韻，但並不像泰州派學者那樣堅持徹底的現成論立場。這隻要看一下他的本體工夫論，就自然能夠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