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賊情，定戰略戰術

  對之前數次剿匪失利進行反思後，王陽明認為，要徹底根除匪患，首先必須全面了解賊匪的情況。王陽明素來通曉兵法，所以深知情報在兩軍交戰時的重要性。

  漳州匪首詹師富、溫火燒等人活動甚為猖獗，官府每年都會派兵去湖廣、福建、廣東三省剿匪。然而，由於贛州百姓多被賊人收買，他們將官兵動向及時透露給賊匪，這樣一來，官軍尚未行動，軍事部署就已遭泄露。因此，官軍的征剿行動屢屢受挫。

  王陽明上任後，發現兵營中有一老兵暗通賊匪，此人行事十分陰險狡詐。於是，王陽明將此人招至帳中，聲色俱厲地責問道：有人揭發你通匪，按律當斬。你若能改過自新，將通匪之人盡數告知本官，本官可赦免你的罪行，你要想清楚！

  聽聞此言，老兵稍加猶豫便將通匪之人盡皆告發了。之後，王陽明調查發現事實正如老兵所言。於是，王陽明赦免了他的死罪。

  三十六計中有一計為「反間計」，其意為「善用敵之間者，以為己用」。孫子提出，用間有五：「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聞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同時，孫子還指出，「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可見，大軍事學家孫武極為重視間諜在作戰中的作用。此外，孫子也很重視反間（雙面間諜）的作用，他提出「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正因為王陽明充分利用雙面間諜探查到重要敵情，才得以制訂出行之有效的剿匪方案。

  基於前幾次剿匪失敗的慘痛教訓，王陽明制定出以下策略：

  一、為徹底消除狼達土軍之危害，應創建自己的精悍軍隊，以剿匪戡亂；

  二、剿滅諸匪切勿大舉進攻，而應各個擊破；

  

  三、於民間建立反間諜的保安機構；

  四、妥善處理戰後的各種事務，加強對民眾的教化，以確保社會民生平穩過渡。

  王陽明於贛州上任十天後即頒發了《選揀民兵》（《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的布告，對當地的民兵訓練事宜做出指示。在布告中，王陽明首先對南贛地區的治安現狀進行了分析：

  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即遣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靡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群。

  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御益弛，徵發無救乎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

  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乃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預則立，人存政舉。

  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堤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

  關於建立精悍軍隊的問題，王陽明也做出了極為周密、詳盡的指示：

  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

  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

  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

  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紮，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

  由上可知，對於老弱傷殘的兵士以及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狼達土軍，王陽明堅決不用。他親自指揮四省諸縣加緊訓練精兵，以備剿匪之用。

  《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王陽明認為，之前數次剿匪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指揮官「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因此，王陽明尚未到任之時就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由此，他制訂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兵訓練方案以及「十家牌法」，使官軍處於比較有利的境地。《孫子兵法》曰：「先為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就是說，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敵人戰勝，然後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方戰勝的機會。王陽明之舉，正合此道。

  另外，王陽明還在《選揀民兵》中闡述了極端形勢下應採取的戰術，即奇襲作戰。他提出，「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該戰術是基於孫子的「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說法。所謂「聲東擊西」則來源於《六韜》之策。

  如前所述，王陽明在青年時代就熟讀各種兵書戰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數次戡亂中建立曠世奇功。

  該布告的末尾內容尤為重要，因為它揭示出王陽明此次戡亂的主要指導思想。其中寫道，「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

  王陽明上任後，除進行「選揀民兵」之外，還推出了「十家牌法」，目的就是徹底清除暗藏於官軍中的敵方暗探。因為王陽明發現當地賊匪經常任意出入鄉間村鎮打探官軍動向，而百姓則為他們通風報信。因此，他希望通過推行「十家牌法」來消除上述隱患，以實現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百姓生活、端正社會風氣的目的。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陽明頒布公文《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該法令面向的是各州府村鎮百姓。

  同年三月，王陽明再下公文《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以督促各地加緊推行「十家牌法」。此後，王陽明又多次下達公文，以便讓「十家牌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實施。如正德十三年頒布的《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正德十五年十月頒布的《申行十家牌法》，同年十一月頒布的《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以及同年頒布的《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與此同時，王陽明還將「十家牌法」推廣至南贛以外的地區。由此可見，王陽明極為重視「十家牌法」。該法令在穩定地方治安、安定民生方面的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王陽明推行「十家牌法」的初衷是想清除敵軍暗探，藉此打擊賊匪的囂張氣焰，以實現教化民眾的目的。他希望百姓能遵章守法，恪守社會道德規範。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開篇如下：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

  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

  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所謂「十家牌法」，即是讓每戶百姓制定家牌，並登記相關信息，其中包括各戶人口數、戶籍、姓名、年齡、體貌特徵、職業、技能特長等，同時還需標明家中是否有重症病人，是否有為官者。並且要準確登記戶主姓名、家中成年與未成年人及男女比例。若有租用房屋者，要登記租住者的相關情況。官府規定，各家各戶應將上述信息抄錄於家門前告示板之上，以備官府隨時核查。

  每天傍晚時分，當地官員會挨家挨戶核對告示板上的信息是否與家牌錄入內容相符。如遇某戶某人外出辦事，要查清此人現在何處、辦理何種事務以及確切的返鄉日期。如有臨時借住者，要查清此人的姓名、籍貫以及此行目的。官府對當地百姓進行詳細調查，並將相關信息通告給各家各戶。百姓一旦發現可疑人員，要立即報官。

  「十家牌法」將十戶居民編為一甲組，甲組即為連座單位，如發現私通匪患者，同一甲組的十戶連座受罰。此外，官府在十戶之外另設相應負責人。

  不久之後，王陽明又在每個村鎮中設置一位保長（責任人），負責村鎮安全。同時，王陽明還將「保長制」與「鄉約」緊密結合，靈活應用。自推行「十家牌法」之後，王陽明聲威大振。各地官員根據本地情況，活學活用，使得「十家牌法」的內容更為充實和完善。

  「十家牌法」出現於宋代，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一項內容。至南宋時，此法令已近廢除。明朝中期，王陽明重新啟用「十家牌法」，並使之發揮出更為重要的效用。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在推行「十家牌法」的同時，也通過推行「鄉約」來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這也充分印證了王陽明的愛民之情。先秦時期曾出現過「鄰保制」，對於治安相對穩定的地區而言，此制度顯得過於嚴苛。王陽明之所以將「十家牌法」與「鄉約」並舉，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弊端。

  據東正堂記載，明朝哲學家李贄曾對王陽明的「十家牌法」做過如下評價：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於穩定民生。先生推行此法，則利於富國強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勢，則不必藉助狼達土軍，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則無須制兵、調兵；若無匪患，則無須養兵、用兵。如此一來，國自富、民自強。然今人尚未知此法深意。（《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四《年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