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諫武宗迎佛

  正德十年（1515）七月，武宗為迎接烏斯藏活佛，專門派遣使節遠赴藏地。此舉給朝廷上下帶來不小震動，眾大臣紛紛勸諫皇帝暫停此舉，然均未被採納。當時，全國災害頻發，盜匪猖獗，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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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此，王陽明於同年八月寫就奏章，打算勸諫武宗切勿迎佛。然而，此舉卻未成行。唐朝的韓愈也曾上表勸誡皇帝，切勿為迎佛而勞民傷財。後世有人評價，王陽明之表文要勝過韓愈數倍。韓愈為宋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文章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如果僅就史學意義而言，王陽明此文似略顯平淡。在文中，王陽明效仿孟子勸誡齊宣王的手法，即在讚譽中巧妙地道出迎佛之舉的弊端。該文章論點明確、文采出眾，堪稱議論文中的典範。

  至於王陽明為何沒有上疏，目前尚不知曉。他雖然寫了草稿，卻不特別重視。對此，東正堂做了如下分析：此篇文章作於王陽明四十四歲之時。當時雖已完稿，卻終未上呈皇帝。後世之人認為，此文章多效仿孟子勸誡齊王之法。還有人稱，此文勝韓愈之表文數倍。愚以為，王陽明之文論點明晰，可與孟子之文比肩，但終不及昌黎之文矣。然當時天下以正時弊者猶多，其迎佛之諫非為第一要務。故先生必於其間深思熟慮，稿雖已成猶未呈上。至嘉靖年間，賢愚之人皆議先生之行事，先生俱不以答。即便門下弟子相問，先生仍不發一言。蓋先生經深思熟慮後終未上此疏，必有其深意。

  據《明史·西域傳》中的相關文獻記載，武宗迎佛之事發生在正德十年。

  當時，民間盛傳烏斯藏乃通曉三世之高僧，被世人譽為活佛。武宗得知後想一睹聖僧尊容，於是命中官劉允乘馬前去迎接聖僧。聞此，大臣梁儲等人極力反對。然而，武宗一意孤行，派近侍前去贈幢幡。得知皇帝此舉，朝野震驚。同時，武宗又准劉允攜鹽引（又稱鹽鈔，為取鹽之憑證）數萬，馬船近百艘前往，甚至還准許劉允隨意處置錢財等物。

  此舉勢必會擾亂市場秩序，助長攜帶私鹽之行，於官於民皆無益處。當時，蜀中賊勢稍平，百姓生活極為艱難。為增加財政收入，各級官員只得增加稅收。如此，勢必又致賊勢復發。禮部尚書毛紀、六科給事中邵錫、十三道御史熊蘭共同上疏，勸諫皇帝切勿迎佛，然均未被採納。

  最終，劉允前去迎佛。賞賜之物有珠琲（五百珠為一琲）所制幢幡、黃金所制供具及御賜金印。此次迎佛前後達十年之久，花費巨大，國庫黃金告罄。

  啟程之時，劉允攜茶、鹽數十萬擔，到達臨清時，迎佛船隊致使漕運阻塞。由於船隊眾多，河運不暢，船隻首尾相連達二百餘里。船隊抵達成都後，每日需百石糧食、近百兩銀錢的蔬菜。就連驛館也人滿為患，附近數十家驛館均被徵用。進貢器具價值二十萬兩白銀，是由工人連夜趕製完成的。

  劉允一行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後，才率領十名將校、千名士兵啟程，歷經兩個月終抵聖僧之地。

  然而，活佛卻因懼怕被挾持入明而拒絕相見。聞此，眾將士怒不可遏，遂以武力相逼。番人於夜間偷襲兵營，搶奪財物，致使兩名將校、數百名士兵殞命，傷者近半。劉允乘快馬逃跑及時，幸得活命。

  眾人返回成都後，劉允叮囑屬下切勿談及遇襲一事。此後，劉允上奏此行經過，得聞武宗駕崩。世宗即位後，召劉允還朝，並將其交於吏部治罪。有關此事，東正堂是這樣敘述的：此次迎佛，恰逢寧王遭擒而未被正以典刑之時，佞臣江彬等人乘機蠱惑武宗，再度禍亂朝綱。王陽明見此，無法置身事外，隨即決定上疏勸諫。然而，此時亦不同於韓愈寫《諫佛骨表》之情形。王陽明未及上表而作罷，必是武宗突然駕崩所致。因此，不應指責王陽明是懼於君臣之禮而未上疏。（《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一《奏疏·公移一》）

  以下是王陽明所作《諫迎佛疏》（《王文成公全書》卷九）全文：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櫱。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為太子時）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游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

  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櫱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

  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

  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雲「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

  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在上文中，王陽明將武宗愛好佛教的動機歸結為濟世救民，但他同時指出，要達成此目的，不能倚靠外邦的佛教，而要仰仗中國傳統的儒學文化。簡而言之，就是舍佛教而尊儒學。王陽明多次將儒學與佛教進行比較，勸諫皇帝要重視儒學。韓愈在《諫佛骨表》中，針對儒、佛之異，華、夷之別做了明確論述，提出了崇儒排佛的觀點。王陽明則不同，他考慮到武宗的好佛之心，通過儒、佛之間的對比，提出應該更加重視儒學的觀點。

  當年，孟子遊說齊宣王（《孟子·梁惠王下》）時，使用的就是這種先揚後抑的手法。可以說，王陽明之文深受孟子啟發，二者文風一脈相承。齊宣王喜好音樂、喜歡逞勇、愛好錢財，對此，孟子都曾予以勸諫。以下就以孟子勸諫齊宣王好樂之心為例，加以佐證。

  莊暴見孟子：「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乎？」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莊子·讓王》有云：「道之真以修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可見，老莊之學、佛教之道將聖人之道作為吾道之餘緒。前文中，王陽明論述儒、佛之別時曾提到，「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由此可知，王陽明將老莊之學、佛教之道作為儒學正道的餘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