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南京講學 門人故交齊聚學

  王陽明到南京赴任之時，恰逢弟子徐愛也到南京上任。隨後，很多故交也聞訊從滁州趕到南京。據《年譜》記載，其中包括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壁、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鰲、陳杰、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篪等。他們每日陪伴在王陽明身邊，切磋學問、交流心得，學術氛圍十分濃厚。

  其間，有人對王陽明講，很多滁州弟子喜歡高談闊論，有違先生教誨。

  王陽明道：「吾年來欲懲戒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年譜》）因此，王陽明在南京講學時，更注重提高弟子的自省能力，即省察克治。

  

  其實，王陽明在滁州時就提倡學以致用。如前所述，王陽明在受王嘉秀所託而寫的《書王嘉秀請益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中提到，君子之學為「為己之學」，正因為「為己」才要「克己」，只有「克己」才能達到忘我之境。然而，世間學者多將「為己」理解成恣意妄為之意，以致行事不端、有悖倫常。此外，王陽明在寫給王純甫、蔡希淵的信中，也論述了「克己」的重要性。我們從滁州時期的詩文中，也能看到王陽明對「克己」問題的闡述。

  王陽明曾寫信給滁州諸生，向他們闡述了省察克治的必要性，其言辭頗為嚴厲（《與滁陽諸生書並問答語》，《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王陽明告誡弟子，不要一味追求虛幻之物，而應經常進行自我反省。

  錢德洪在該文的跋文中提到，王陽明於滁州、南京講學之時，倡導「高明一路」（清高、聖明之道）。對此，錢德洪深感憂慮，擔心這樣會誤入佛教（老莊）的空（虛無）之境。因此，王陽明在贛州講學時，著力提倡在實踐中省察克治，即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如何「存天理、去私慾」。贛州位於江西省，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陽明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贛州。

  在南京、贛州講學時期，王陽明極為重視並闡述了省察克治的實際用處。因此，王陽明反對朱子學的以外知為事的觀點，並批判其虛靜傾向，而主張省察克治。

  陸澄在南京時曾拜王陽明為師，此人極愛靜坐冥思，並曾就此問題求教於王陽明。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慾、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並非「心靜」之意，只有時刻不忘去私慾、存天理，才能真正達到心靜，這與個體的靜、動之態無關。所謂「未發之中」即指天理，因為天理是公正的、無所偏倚的。

  王陽明所說的私慾，不僅指名利色慾，也包括所有的私心雜念。他認為，名利色慾正是產生私心雜念的根源。（《傳習錄》上卷）

  自南京講學以來，王陽明尤為提倡實踐的作用。

  正德十年（1515），學者方鵬（字子鳳，又字時舉，號矯亭，正德三年進士，江蘇崑山人）以「矯亭」取代「我亭」之號，並就此向王陽明求教，王陽明作《矯亭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答之：「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

  此外，王陽明對親屬也闡述過省察克治的必要性。王克彰是王陽明的族叔，同時也是王陽明的弟子。王陽明在致王克彰的信中寫道：「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

  朱熹認為，克己先要弄清何為天理、何為私慾。就像誠意與究理的關係一樣，只有盡知其理，才能深誠其意。否則，「誠」會陷於孤陋淺薄，最終與「理」背道而馳。對此，王陽明持不同意見。

  王陽明認為：「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慾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慾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時，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慾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克己才能知天理，而天理就存於心中。心即理，只有真正認識自我，才能知天理。《中庸》提到的「中和」也由克己而來，因為喜怒哀樂的本體自是中和的。當本體附著其他意念時就會失去中和，便是私。

  當時，很多學者將格物致知局限於口舌之論，忽視了個體對天理的認知與維繫。對於這種現狀，王陽明十分擔憂，於是他在南京講學之際，極力倡導省察克治。王陽明指出：「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慾，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慾。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慾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功夫。」（《傳習錄》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