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王嘉秀，開導王純甫

  王陽明與弟子王嘉秀曾就佛教、道教問題展開問答，《傳習錄》上卷對此有所記載。據推測，這次問答就發生在王陽明任職滁州期間，其內容可作為王陽明對佛、道批判的論據。

  儘管王陽明在詩句中常用仙境借喻聖學之境，但他自轉投聖學後從未將成聖的希望寄託於佛、道之上。王陽明與王嘉秀的以下問答，就揭示了這一點。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

  「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

  「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

  本書首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

  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自古以來，關於儒學與佛教、道教之間關係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尤其是到了宋朝，這種爭論更加激烈。學者們從形而上與形而下、本體與作用、上達與下學、格物的有無、人倫的肯定與否定等角度來展開討論。在此不予詳述。

  王嘉秀認為，聖學的終極目的是儒、道、佛三者的統一。佛、道二教為聖學的上半部，即形而上的部分。對此，儒學也表示認同。與其不同的是，佛、道二教沒有聖學的下半部，即形而下的部分。如此一來，後世儒者多忘記了聖學的上半部，而執著於下半部，即訓詁、辭章、記誦、功利之學，以致陷入誤區。王嘉秀認為，此類儒者還不及佛教、道教弟子清心寡欲、超脫凡塵。因此，他對佛、道二教持肯定態度。

  王陽明指出，將聖學分為上、下兩部分的觀點過於偏狹，易使人陷入誤區。他認為，下半部即上半部，形而下即形而上。宋代理學家程顥曾說：「形而上者存於灑掃應對之間。」可見，王陽明繼承了程顥的思想觀點。

  對於儒學與佛、道二教的關係，王陽明在晚年時給出了結論。他認為，儒學承認形而下即形而上，佛、道二教只承認形而上，因此儒學涵蓋了佛、道二教。

  王嘉秀求學於滁州之時，王陽明受託在其書軸上留言（《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王嘉秀請益卷》）。王陽明在該文中闡述了「萬物一體之仁」「自省」的必要性及「君子之學，為己之學」等觀點。其中一句寫道：「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這是對弟子的嚴厲告誡。

  弟子蕭惠也好佛、道，王陽明也告誡過他。對此，《傳習錄》上卷中有記載：「吾亦自幼篤志二氏（佛、老），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

  聞此，蕭惠又向王陽明請教佛、老二氏之妙。王陽明道：「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

  蕭惠很慚愧，隨即改問聖人之學，王陽明道：「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蕭惠又再三追問，王陽明道：「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另外，蕭惠還就生死之道求教於王陽明。對此，王陽明認為，「知晝夜，即知死生」「知晝則知夜」（《傳習錄》上卷）。孔子曾說過「知生即知死」，王陽明正是從這個角度來闡述生死的。

  據王陽明的好友湛甘泉所寫《陽明先生墓志銘》一文記載，湛甘泉從安南回鄉之際，曾在滁州拜訪過王陽明。二人徹夜討論了儒與佛、道的關係問題，其間多次談到佛、道之弊端。

  王陽明在京師尚未返鄉之時，曾寫信給弟子王純甫，其中談到了「氣質變化」的重要性。然而，王純甫仍執著於舊有的思維模式。對此，王陽明十分憂心，後來又多次從餘姚和滁州寫信給王純甫，其言辭懇切、語氣真誠，令人敬服不已。

  王陽明在寫給王純甫的信中，進一步揭示出心學與朱子學的不同。正德八年（1513），王陽明在家鄉時曾寫信回答弟子的問題（《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信的開頭寫道：「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

  這封信的主旨便是闡述「明善」與「誠身」的關係。王陽明在信中指出，王純甫長期受朱子學毒害，習慣將「知」與「行」分開討論，而心學所倡導的正是知行合一。

  王純甫在信中問道：「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個甚的？」

  王陽明感到，王純甫近年雖努力研讀心學，但並未深悟聖學之真意。朱子學提倡，萬事萬物皆各有至善，須於萬物中求得至善，始為明善。

  王純甫正是受此觀點影響而對心學產生懷疑。對此，王陽明答道：

  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程頤）所云「才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個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

  此外，王陽明赴任滁州之後，也曾寫信給王純甫（《王文成公全書》卷四）。通過這封信，我們可以了解到王純甫在王陽明的開導下，思想認識有極大提高，學業也有所精進。對此，王陽明備感欣慰，同時也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仆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