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論

  前文已述，王陽明離開龍場，抵達辰州的時候，曾教授弟子們「靜坐」，以使他們能夠領悟「知行合一」的主旨。有些弟子誤將王陽明的「靜坐」說理解為禪宗的「坐禪入定」，為此王陽明還特意寫了一封信來解釋。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陽明回到京城，黃綰和應原忠前來拜訪，和他一起探討學問。至此，王陽明、湛甘泉、黃綰和應原忠四人聚到了一起，為復興聖學而共同努力。王陽明曾對黃綰和應原忠說：「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陽明先生年譜》）

  應原忠當時已是王陽明的入室弟子，後來為了孝養雙親而辭職返鄉，在山中苦讀近十年。最後，應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場，出任廣東省右布政使。

  應原忠對王陽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誨不太理解，心存疑問。正德六年，王陽明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黃宗賢應原忠》（《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詳細闡述了「明鏡」論：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功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才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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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

  向時未見得向裡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在《傳習錄》上卷中，王陽明曾借用「明鏡」來比喻實踐修行的重要性，他說：「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故聖人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功夫。」

  而王陽明的高徒徐愛則說道：「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徐愛從王陽明「格物」說的立場解釋了王陽明在書信中闡述的「明鏡」論，是對王陽明「明鏡」論的有力補充。

  在上文的書信中，王陽明闡述了儒學和佛學的異同，但是徐愛用「明鏡」來論「格物」，從另一個角度指出王陽明的「明鏡」論和佛教的「明鏡」論存在本質區別。

  總之，王陽明的「明鏡」論所說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陽明又非常擔心，如果過於專注於心的修行，就可能會演變成棄絕一切外部事物和人倫道德，最終陷入靜寂虛無的「虛禪」世界。鑑於此種擔憂，王陽明借用程顥的話，來表明自己的「明鏡」論並非如此。

  王陽明指出「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用「義」的有無來區別儒學和佛教。此外，王陽明還指出「釋家最終未談居敬」，又用「居敬」的有無來區別儒學與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術」，也是宋儒用來否定佛教心術的重要概念。王陽明的「明鏡」論可以說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產物。

  黃綰和應原忠最初難以理解王陽明提出的「廓清心體」，於是王陽明向他們解釋說：「若識得常人心如明鏡，修行自然不覺困難。」

  王陽明認為只要悟得「心之本體」，那麼再困難的「功夫」也可以輕易實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的「去欲功夫」不同於程頤和朱熹的。也就是說，王陽明認為只要憑藉「心之本體」的力量就可以實現「去欲功夫」，而程頤和朱熹則認為必須通過「去欲功夫」才能達到「心之本體」。

  王陽明主張的是「本體即功夫」，而程頤和朱熹主張的則是「功夫即本體」。在當時，王陽明的「本體即功夫」思想還不太成熟，直到他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後，這一思想才最終完善起來。對晚年的王陽明來說，「良知」就如同一粒靈藥，有點鐵化金之效。王陽明悟出「良知」之後，遮蔽「心體」的私意習氣就如同將雪投入火爐中一樣，瞬間融化無形了。

  王陽明晚年將「良知」喻作「明鏡」，他認為明鏡有自淨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習氣的能力，所以順其自然就好。王陽明的這一思想，說得極端一點兒就是只要頓悟了良知，那萬事皆可了。這是典型的「良知現成」論，可見王陽明在晚年陷入了「良知現成」論之弊。

  不管怎麼說，「明鏡」論和「致良知」說之間存在著「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前文已述，神秀和慧能曾分別作過兩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鏡」論的差異其實也是「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

  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慧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對於王陽明在寫給黃綰和應原忠的書信中闡述的「儒佛論」，許舜屏評價道：「一語道破儒、釋之別！」

  若將王陽明晚年時期的「致良知」說和上文中的「明鏡」論做比較，我們會發現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說時的陽明心學則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和鏡子一樣，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慾；而提倡「致良知」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體」是主體性的，可以自主性地運動，通過「心體」自身的運動就可以克服私慾。「明鏡」意味著澄明的「心體」，王陽明在壯年時提出「明鏡」論，將「心體」（也可稱為「真性」）喻作「明鏡」，這其實為他晚年創立「良知」說埋下了伏筆。一旦他悟出「心體」具有主體性，且可以自主性地運動之後，自然就會悟得「良知」說。

  雖然在前文中提到的「明鏡」指的就是「心體」（真性），但對王陽明來說，此處的「明鏡」更應是「天理之心」。王陽明在龍場悟出「心即理」，故「天理之心」其實就是他所說的「明鏡」。只要悟得「天理之心」就是「明鏡」，那麼一旦私慾產生，「心」就能立刻感知到，自然就會將其拂除。但是，要想真正得到「明鏡」之悟並不容易，若非王陽明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是很難獲得這一體悟的。

  王陽明認為「明鏡」是人先天具備的東西，但由於受私慾蒙蔽，所以很少有人能夠感知到。如果通過實踐修行將其擦拭出來，那麼「明鏡」就會重放光芒；否則，即使覺悟了「明鏡」，得到的也只是一片虛影。王陽明特別害怕這種情況發生，於是離開龍場之後教育弟子們要通過「靜坐」去悟道，以防陷入追逐虛影之弊。王陽明回到京城之後，曾專門論述「明鏡」論，告誡大家要像打磨明鏡一樣去體悟「天理之心」，要在具體的實踐上下功夫。

  王陽明所說的「明鏡」其實就是《大學》中提到的「明德」。這樣想來，王陽明所說的「明鏡」和佛教中提到的「明鏡」在本質上還是存在差異的。前文已述，《大學》中提到了「三綱領」和「八條目」，這些都是高高在上，教人如何去「治人」的學問。「三綱領」的第一條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究竟是指什麼呢？說到底就是讓人去探明心中的天理。

  朱熹對「明德」做了如下闡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大學章句》）

  朱熹的「明明德」就是要使人原本具有的「明德」光明、顯明、昭明、明亮起來。朱熹認為「明明德」功夫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因為心中存有「眾理」，所以必須存養本心，以充開氣稟之拘，克去物慾之蔽；二是必須一個一個地去窮盡萬物之理，也即必須去「格物窮理」。

  朱熹在《大學章句》中所引用的「虛靈不昧」其實是佛教中的一個概念，但佛教只提到人心的「虛靈不昧」，沒有提到人心還具備「眾理」，所以朱熹覺得佛教難以應對萬事萬物。朱熹批評佛教沒有「格物窮理」，他認為「存養本心」和「格物窮理」同等重要，都是修行中所必需的。

  朱熹理解的「格物窮理」其實就是要一個一個地去窮盡萬物之理，否則就難以悟得心之「本體」。此外，朱熹提出的「全體大用」說，認為無論做何事，如果不是發於完整的心體，就難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要想達到「全體大用」，就必須去「格物窮理」。萬事萬物不論其本末，也不論其精粗，都要事無巨細、一個一個地去窮理。朱熹把「存養本心」和「格物窮理」視作自己的治學之道，他曾強調「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

  但是，王陽明認為朱熹的「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其實是將「心」與「理」人為分割了。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於是他批評朱熹說：「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傳習錄》上卷）

  朱熹在《大學章句》中指出：「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而王陽明則針鋒相對地指出：「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比較二者的差異，會發現朱熹提出的是「具眾理」，而王陽明提出的是「眾理具」；朱熹說的是「應萬事」，而王陽明說的是「萬事出」。顯而易見，朱熹的「心」與「理」是二分的，「心」與「事」也是二分的；王陽明的「心」與「理」是一體的，「心」與「事」也是一體的。佐藤一齋曾評價王陽明的這句話有「點鐵成金」之功效，此處的「鐵」指的就是「朱子說」。

  但是弟子中有人對王陽明的「心即理」心存疑問，於是列舉了程頤的「在物為理」來向他提問。

  王陽明對此回答說：「『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功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卷）

  在王陽明看來，由於「心」與「理」二分，所以即使在內部存在私心，只要在外部表現得合乎道理，也會被認為是「善」，結果就出現了齊桓公和晉文公這樣的人，他們對外聲稱「尊王攘夷」，其實都藏有私心。王陽明痛感將「心」與「理」二分的弊病，所以提出了「心即理」。其實在宋代已經有人提出了既要外合乎道理，又要內不存私心的主張，只是沒發展出「心即理」而已。

  總而言之，王陽明所謂的「明鏡」其實就是《大學》中所言的「明德」。通過上述所言，可以發現朱、王二學在「明明德」上存在顯著差異。

  朱、王二人都認同聖人之心未曾蒙塵，猶如一面「明鏡」，而凡人之心已經蒙塵，故稱之為「昏鏡」。此外，鏡子追求的都是能夠好好照物。朱熹認為凡人要通過「格物窮理」來使心體恢復本來的明亮，得重在照物方面下功夫；而王陽明則認為凡人的「心即理」，只要去除心中的慾念，自然就可恢復本來的明亮，重在去慾念方面下功夫。

  雖然王陽明提倡「心即理」，但他依然認為切實地去欲實踐功夫非常重要。王陽明到晚年後，雖然明示了「心即理」的本體即是「良知」，並且把「致良知」當作自己治學的宗旨，但他同時也擔心眾人會因為將「頓悟良知」看作一件極其簡單的事而陷入虛妄，還擔心眾人會忽視切實的實踐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