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

  王陽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從「心即理」的角度來進一步發展「知行合一」說，並且認為，最終還得靠「致良知」去「窮理」。

  

  所以，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寫道：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悵悵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王陽明指出，如果「盡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 在他看來，《書經》（《尚書》，「五經」之一）中所說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致知」中的「知」是指對「是非」先天性的判斷，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讓「知」達到極致，就必須通過實踐，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據《書經》中的「知之不難，行之不易」和《大學》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說」，但王陽明得出的是「知行合一」說。儘管王陽明與宋儒所根據的是同樣的經典，可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作《書朱守諧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

  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