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學的歷史

  上一節中已經提到，王陽明在龍場開設了書院，並在此教授諸生。書院教育從宋代開始便逐漸興盛起來。當時的書院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資興建的學校，而是由民間發起創建的教育機構，因此書院和政府設立的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等機構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些差異。

  

  科舉制度在唐代已經變得非常完善，此後的歷朝歷代均沿襲這一制度，並最終形成學校教育是培養官吏的預備教育的觀念。

  書院在唐代後期出現，經五代至宋代達到頂峰。五代是一個戰火紛飛的時代，很多學校都遭損毀。當時，一些有識之士選擇在風景優美之地開設書院，教育弟子，這就是書院教育的起源。

  到宋代後，戰亂停息，天下太平，官立學校又得以在全國廣為開設。此外，書院教育也日趨興盛，由名士出任書院院長（正式的稱呼應該是洞長或者山長），政府對此也大加讚賞，於是書院便逐漸在全國普及開來。在書院中，大學者親自教育弟子，所教授的內容非常充實，故而甚至一度出現書院比官立學校更受歡迎的情況。

  宋代著名的書院共有四所：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和應天書院。

  石鼓書院位於今湖南衡陽的石鼓山，最初是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由當地名士李寬所創建。北宋初，朝廷賜額「石鼓書院」。宋仁宗時，書院一度荒廢。到南宋孝宗時，又在原址上復院擴建。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廬山山麓，最初是唐代名士李渤的舊宅。李渤放棄科舉考試之後，曾經隱居於此。五代南唐升元年間，李善道將李渤舊宅開闢為學館，在此教育弟子。宋太宗時，白鹿洞書院一度達到鼎盛。白鹿洞書院幾經興廢，宋真宗時修繕過一次。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軍事，向朝廷提出修復白鹿洞書院，最終獲批，從而使白鹿洞書院再一次得到修繕和復興的機會。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大力教育弟子，使白鹿洞書院再次名揚天下。

  嶽麓書院位於今湖南省長沙的嶽麓山下，宋太祖開寶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所創建。宋真宗咸平年間，李允則出任潭州太守，在任之際，擴大了嶽麓書院的規模。南宋孝宗執政時，朱熹除知潭州、荊湖路安撫使，便仿照《白鹿洞書院揭示》，制定了內容更加充實的《嶽麓書院學規》。當時來此求學的學子眾多，據說還曾出現過不能悉數接收的情況。

  應天書院位於今河南省商丘戚同文舊宅的旁邊。商丘在宋代稱南京，歸應天府管轄，所以該書院取名為應天書院。

  以上書院都持有院田，所收田租用來支付日常費用和學生的食宿支出。有些院田是個人捐贈的，有一些則是國家劃撥的。此外，書院所藏書籍多由個人捐贈或者國家提供，多被用作講學資料或教科書。

  每所書院都有自己的學規，在這一點上和學校沒有什麼差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二者的學規都很嚴格。此外，在書院內供奉孔子及其十哲弟子的塑像也成為一種慣例。

  書院最早由民間發起，所以在講課內容方面比較自由。有時，一些學者會講得比較尖銳，甚至批評時政。明末盛極一時的東林書院就盛行批評時政，朝廷認為東林學者是在聚眾結黨、攻擊朝政，所以稱他們為「東林黨」，並對他們加以鎮壓。因此，東林學者和明朝政府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這也成為明朝滅亡的一大原因。受明朝前車之鑑的影響，清政府決定強化對書院的控制，規定每個省只能開辦二十所官辦書院。但不可否認，宋明時代書院學的盛行對新儒學的興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宋初的學校教育與之前朝代的學校教育相比出現了不同的傾向。宋仁宗慶曆年間，名臣大儒會集朝廷，造就了「慶曆之治」的盛世。唐朝的科舉制度在選拔官吏時，重在挑選巧於詩文之人，而宋代在選拔官吏時，則重在挑選德行優良之人，此外還必須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

  宋代學者胡安定曾在蘇州和湖州教育弟子，他教書育人的目的不是讓弟子精通典籍的訓詁通釋，也不是讓弟子巧於詩詞文章，而是讓弟子「明人倫」。他認為「人倫」是基於人的本性，而且是天命所為，此外還注重培養弟子兼備「修身養性」與「經世致用」。胡安定的教育目的，體現的是「明體適用」，即首先明白人的本性是什麼，然後將其應用於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後來，宋朝政府也採用了胡安定的這一教育方法。

  王陽明在推行「新法」時，也採用了胡安定的這一教育方法。他以附註的經書為基礎，實行嚴格的選拔考試制度，但遺憾的是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胡安定去世之後，一部分儒者對他的精神理解得較為透徹，不再拘泥於科舉考試，而是把人格的養成當作做學問的第一要義，並且反對把做學問當作沽名釣譽的工具。不過對大多數儒者來說，他們做學問的目的還是為了當官，為了出人頭地，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私慾。

  仔細想來，當官和出人頭地還是不應該被視作做學問的根本目的。如果做學問是為了當官或者出人頭地，那麼就會成為孔子所言的「為人」之學，而真正的學問應該是「為己」之學。有「心」的儒者都會把「修身養性」和「經世致用」當作自己做學問的目的。因此，書院教育並不是培養官吏的預備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要把人培養成官吏，而是為了培養人的道德心，並且重在學以致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述，那就是書院教育就是「人倫」教育。

  「人倫」教育傳授的是「道德律」，而不是一種束縛人的教育。人的內心都具有先天的道德性。人倫道德的實踐是基於人的「本性」，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但是，任何人都有私慾，這種私慾遮蔽了人的「本性」，使「本性」不能充分發揮。如果嚴格遵循「道德律」，切實追求人倫道德的實踐，那麼人的「本性」就會得以恢復。

  然而，一個人的人倫道德即使再完美，如果他不了解人類社會的複雜關係和自然界的複雜法則，那麼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所以在做學問的時候，不僅要加強自我的人倫道德修養，同時還要涉獵廣博的知識，但最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人倫大綱，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切實實踐它們，同時還要努力捨棄功利之念。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指出了「五倫」（五教），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時還指出了「學之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熹認為，學、問、思、辨是知性功夫，是格物窮理的必要條件。「篤行」則涉及自身的修身養性以及日常的處事接物等。

  關於修身養性的要領，用孔子的話說就是：「言忠信，行篤敬。」用《周易》的話說就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關於處事接物的要領，用漢代董仲舒的話說就是：「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的跋文中告誡弟子不要把做學問當作沽名釣譽的工具，「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

  朱熹接著又寫道：「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他告誡弟子們遵循人倫必須要靠自律。

  朱熹還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學規，認為刻意做出學規讓諸生去遵守，其實是違背了古人的趣旨。古人施教時，相信人的本性，所以不會刻意去制定學規。

  在朱熹看來，遵守學規並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種發自本性、發自內心的行為，外界不應該加以強制性的要求。朱熹為了表明學規不是「他律性」的規則，還特意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不用「學規」一詞，而改用「揭示」。

  朱熹把理想看得過高，並且極端厭惡玷污理想的行為，所以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有些要求過於苛刻。雖然儒學本來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學說，但是與王陽明比起來，朱熹還是把理想標榜得過高，顯得過于堅守。朱熹的「唯理主義」和「理氣二元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朱熹的教育實踐中難免會有「師嚴道尊」的氣氛。

  王陽明與朱熹不同，他秉持的是情意主義，重在鼓動和喚起人的道德心。例如，在前文所述的《教條示龍場諸生》的「責善」一節中，王陽明指出：「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

  在「責善」的最後，王陽明寫道：「諸生責善，當自吾始。」據此我們可以窺知王陽明的教育方針。王陽明營造的書院教育的氣氛與其說是教師在傳授學問、指導諸生，還不如說是教師和諸生在一起相互學習、彼此「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