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學與科舉之業

  那麼，王陽明對於科舉之業究竟持何種態度呢？我們從他的文章和書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歲的王陽明被貶謫到貴州龍場。在此期間，他寫了一篇《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文章軌範》是宋末謝枋得所作。謝枋得參加過科舉考試，並且被賜「進士及第」的榮耀。他為了助後來者舉業之事，特意編著了此書。

  侍御王汝楫到達貴陽之後，慨嘆當地修習科舉之業的人太少，於是根據自己的記憶，謄寫了《文章軌範》六十九篇，並拿出自己的俸祿重新刊印發行，還委託王陽明為重刊本作序。

  王陽明在序中闡述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參加科舉考試，不獲取功名，就不能出仕為官，也就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說：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幸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

  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王陽明將「舉業」比喻成臣下向君主進獻的貢品，給世間輕視科舉之人當頭一棒。同時，王陽明還對世人通過科舉考試沽名釣譽的行為提出了批評：舉業若無恭敬之實，則徇私謀利矣。

  王陽明認為，在有志於聖學的基礎上，再來修習舉業，這樣參加科舉才會有意義。最後他還指出，修習舉業是古之聖賢建功立業的重要一步，闡明了參加科舉的必要性。

  自宋代聖學覺醒以來，舉業就陷入是與非的爭論中。二程最早致力於舉業，但後來遇到周敦頤之後便放棄了舉業，轉而修習聖人之學。朱熹的辯友陸九淵更是激烈批評科舉之弊甚於佛學和老莊思想等異端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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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王陽明將修習聖學看作是參加科舉考試的目的。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四十歲，在給妻弟諸用明的回信（《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中再次提到了舉業與聖學的關係。諸用明在信中說自己的兩個孩子雖然年少，但都已參加科舉考試，還勸告王陽明不要辭官。

  對此，王陽明在回信中寫道：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

  階陽諸侄，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卻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侄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

  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在上面這封信中，王陽明告誡妻弟不要急於讓兩個侄子參加科舉考試，專心做學問才是最重要的。

  王陽明不排斥科舉，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如果不考取進士，就很難實現自己經世濟民的理想。但是，如果只重視科舉，不注重身心修行的話，又會陷入功利霸道之歧途。王陽明對此深感憂慮，所以勸誡妻弟在讓侄子們參加科舉考試之前，一定要讓他們先做學問，好好修行。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四十七歲。是年，他平定了江西贛州之亂。在平定叛亂後，他給家鄉的知名人士邦英、邦正兄弟寫了兩封信（《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也闡述了聖學與舉業、生活與舉業的關係。他說：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礪，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嚮往之誠，尤極浣慰。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倘若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

  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在另一封信中，王陽明寫道：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發，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在上面兩封信中，王陽明認為，不通過舉業而求仕官，與不盡人事而責怪天命一樣，都是錯誤的。舉業和聖人之學並不相悖，重要的是有無聖賢之志。如果不立聖賢之志，即使每日談論道德，也不會成為聖賢，最終只會陷入追求功利的世俗之學，或者陷入追求高遠的佛老異端。

  王陽明的這一觀點，其實程頤早已論之。王陽明以及宋朝之後的許多儒生也都將「聖人之志」當作做學問的根本。

  在王陽明看來，秉持聖人之志與致力於舉業、科舉及第一樣，都是儒生的美好夙願。王陽明堅持不懈地參加科舉考試，即使失敗兩次也沒有放棄，最終取得進士，為後來建功立業打下了基礎。但是，程頤拒絕參加科舉考試，他說：「儒者出仕為官，需君主至敬至禮請之，而不可自己求之。」

  程頤的這一主張有些過於理想化，是否參加科舉應該根據時間和處境做出相應的調整。王陽明在信中道：「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因為過於貧困，而不能盡到孝養之責，這時就應該參加科舉考試，改變自己的處境，以使自己有能力侍奉雙親。所以說是否參加科舉考試並不是僅靠主觀意識就能決定的，有時候還會受到現實情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