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陽明學

  江戶初期，陽明學傳到日本。當時日本的大儒在接觸到王陽明的著作之後，對那些著作進行了詳細的閱讀。貝原益軒是福岡的一位大儒學家，因博學廣識而聞名於世，在他的讀書目錄《玩古目錄》中有《王文成公全書》。可以推測，他當時應該也讀過王陽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紹陽明學的是中江藤樹。他先是在伊予國的大洲為官，後來辭官回家侍奉雙親，被尊稱為「近江聖人」。中江藤樹曾經創建藤樹書院，並模仿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制定出《學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講學授業。藤樹最初修習的是程朱學，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王陽明的高徒、王學左派（良知現成派）巨匠王龍溪的著作，讀後激動萬分，對陽明學的崇拜一發而不可收，最終將治學方向轉向陽明學。

  

  為什麼王學左派的「良知」說會如此打動中江藤樹呢？王學左派主張，無論我們多麼卑微，都和聖人一樣具有完滿的良知，無須做學問，也無須痴迷於煩瑣的修行，只要達到頓悟，就可以變成聖人。在當時的思想界，王學左派的主張可謂驚世駭俗，人們不再需要日積月累的學習，也不再需要對內心和品行進行苦修，一樣可以達到聖賢的境界。

  王學左派的「良知」說很快就俘獲了大眾的內心，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說。王學左派強調絕對的自我，提倡為民辦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義的歐洲學者大都喜歡研究這方面的思想。無論是誰，當有人對他說「你和聖人一樣，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來就是聖人，只是還沒意識到而已，只要意識到了，你就能變成聖人」時，這個人肯定會產生強大的自信。因此，中江藤樹會對陽明學產生興趣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王學左派的思想是對王陽明「良知」說的刨根問底，它最大的功績在於闡明了王陽明潛藏於內心，而沒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時也產生了極大的弊端。此派學者不贊同用倫理道德來約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與自由，呼籲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結果亂了世間綱紀。他們大都率性而為，一旦對社會和政治不滿，便會毫無忌憚地發怒。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傢伙」，狂言酒色才氣不礙菩提路，並把這些驚世駭俗的舉動看作是順應良知的行為。日本社會從戰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風潮和明末的風潮極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樹因為王學左派的「良知」說而對陽明學產生了興趣，但是藤樹沒有沿襲王學左派的行為。其實不只是中江藤樹，所有日本的陽明學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對陽明學的吸收是積極和穩健的。

  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這和《論語》中的「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愛精神」的儒學。日本是單一民族、單一語言，人與人的心靈自然相通，也不存在嚴重的對立。由於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來都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總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體」的世界觀，再加上沒有遭遇過外族入侵，所以最終形成了兼容並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體」的世界觀，不僅僅體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日本列島地理氣候多樣，漫長的海岸線呈鋸齒狀，四季的變換營造出絢麗的色彩，生長於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為一體，情感也變得豐富。具有此種民族性的日本人，當然會樂於接受以仁愛為本的儒家思想。

  對日本人來說，很少有人會站在事物的對立面去思考問題，也很少有人會運用邏輯思維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經常聽到有人說日本人不喜歡「發言」，不喜歡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實，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時，是整體性地去理解事物，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對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體性理解」，指的是將事物和自己的內心合為一體之後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對象化，然後通過思辨的態度去理解。其實，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並將這一特性貫穿到思想和文化領域。雖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種缺點，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對事物的感性認知等，但同時它也有自身的長處，那就是對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以及賦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體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來也會變得簡單。我們在認知一個事物時，沒有必要去擺弄那些煩瑣的思辨和理論，也沒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裡左顧右盼。對事物進行感性認識和整體把握，未必不是一條好的途徑。

  陽明學就蘊含著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願意去接受它。陽明學不同於朱子學，它的「求道」方式是整體性的，簡單易操作。王陽明提倡的「良知」說是一個嚴格的生命體，它包含敏銳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惡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則。根據陽明學的理論，只要順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極其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實性。日本人被陽明學的「良知」說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