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一 陽明精神的虔誠踐行者

  錢明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

  我的恩師岡田武彥先生，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日本當代著名陽明學家。以他為首的九州學術圈，在為學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許多共同點，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有別於東京、京都等地學術圈的學派雛形，我將其稱為「九州學派」。岡田先生是自幕末維新時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碩水兄弟開始，到端山之孫楠本正繼承續的九州地區新儒教運動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但他謙虛地將此學術思潮用其恩師楠本正繼的名字命名，稱之為「楠門學」。後來岡田先生的學生又在「楠門學」之後加上了「岡田學」，想用「楠門學」和「岡田學」來概括和統稱九州學派。

  以楠本正繼為代表的「楠門學」的基本特徵，九州大學出身的難波征男、柴田篤、荒木龍太郎等先生已有詳述。而以岡田先生為代表的「岡田學」的基本特徵，以筆者之見，則是在虔誠踐行陽明精神的基礎上，把中國傳統儒學尤其是陽明學中的「體認」精神加以充實和完善，並結合日本傳統的神道教而使「體認」精神進一步體系化和理論化，進而創設了以「體認之學」為核心的「東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為學宗旨。

  我與岡田先生相識，實亦緣自陽明學。記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並不太起眼的國際信函引起了當時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秘書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學學者為主的日本學術代表團來浙江進行王陽明遺蹟探訪活動，希望浙江省社科院給予協助。那時我剛開始研習陽明學，在我渴望拜讀的有限的日文資料中，就有岡田先生等九州大學學者們寫就的有關陽明學方面的力作。所以見信後，我喜出望外。幾個月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時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長的王鳳賢先生去杭州筧橋機場迎接岡田先生一行。當時岡田先生雖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鑠，給人留下了和藹可親、慈祥寬厚的第一印象。

  

  日本學術代表團在杭州停留期間，我院提出進行兩國中青年學者交流的建議與設想，岡田先生欣然同意，並表示將儘快制訂出具體的交流計劃。在紹興停留期間，當日本學術代表團一行探尋到雜草叢生、破敗不堪的陽明墓時，岡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資助修復陽明墓的意向。後來，不到一年時間，這兩件事都有了著落。翌年4月，我與吳光先生便應岡田先生之邀訪問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區。這是我第一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對我之後的學術發展和人生旅途所產生的影響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岡田先生發起，在日本全國籌集三百萬日元資助的紹興縣王陽明墓修復工程順利竣工。同年4月，岡田先生親率三十三人的「王陽明遺蹟探訪團」再次來華訪問。在考察完貴州的王陽明遺蹟後，他們又專程趕往紹興出席「王陽明墓修復揭碑儀式」，並參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餘姚縣政府共同舉辦的「首屆國際陽明學學術研討會」。在總共十五天的日子裡，我隨同岡田先生探訪遺蹟、參拜陵墓、講學研討，並以酒會友，雖言語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淵博學識令我受益匪淺。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會與浙江省社科院組織的「王陽明遺蹟中日聯合學術考察團」，對廣西、廣東、江西三省的王陽明遺蹟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遺址做了實地考察。儘管當時這些地區的各方麵條件還比較落後，但岡田先生不顧八十四歲高齡，與兩國團員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踐行和傳布陽明精神及其「體認之學」的理念。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難以忘懷。1992年4月30日上午，晴朗了半個多月的天空突然變得陰沉沉的，岡田先生一行佇立在江西大余縣青龍鎮的章江岸邊，面朝南，口吟詩，灑酒問蒼天，弔慰陽明靈。看到岡田先生淚流滿面的樣子，我的眼睛也濕潤了。事後，大余縣政府提出要在青龍鎮修建陽明紀念碑亭，岡田先生非常贊同。回國後他立即發出倡議，得到兩百八十人和一些民間團體的慷慨資助，由浙江省社科院協力修建陽明紀念碑亭一事於是很快得到落實，最終有了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的「第五回王陽明遺蹟考察」暨「王陽明先生落星之處」紀念碑亭的落成儀式。

  後來，當岡田先生得知浙江省餘姚市的王陽明故居瑞雲樓修復工程在資金上尚有較多困難，再次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在日本募集資金的重任，並於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親自攜捐款，率二十一人的代表團赴餘姚出席瑞雲樓的修復落成典禮。參加完典禮，岡田先生又與京都將來世代國際財團理事長矢崎勝彥一起趕赴貴州修文縣，出席由矢崎勝彥捐贈的王陽明銅像落成式和由蔣慶先生開辦的陽明精舍奠基式。

  從1986年至1996年，在岡田先生的親自指導和感召下，中日兩國學者和民間人士共組織了六次規模較大的王陽明遺蹟考察。在這持續十年，橫跨八個省（自治區）八十餘個市縣，行程兩萬餘里，有一百多人次參加的「思想考古」活動中，岡田先生自始至終都是其中的靈魂人物。他以自己的執著和義無反顧的精神感染著中日兩國的學者，並以對中國文化的真摯情感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向被考察地區的人們傳播陽明學的真諦。他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不僅吸引著他周圍的日本人，而且影響了跟隨他一路走來的中國人。

  十餘年時間，六次考察，三次募捐，無數次地來華講學和訪問，傾注了岡田先生晚年的巨大精力和財力，也牽動了無數日本學者和友人的心。這份情誼，使每個與岡田先生有過接觸和交往的中國學人和朋友都無不為之動容，特別是作為六次考察的直接參與者、三次捐款的中方聯絡人、數次講學訪問的陪伴者之一的我，作為受岡田先生教誨和關愛最多的大陸弟子，對岡田先生的遠大情懷和高尚人格有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與體會。

  正是在岡田先生所發起的「陽明之旅」的推動下，當時中國各地的文化復興事業得到了莫大鼓舞和啟示。以餘姚市為例，在短短十餘年間就完成了以下事項：1993年，原新建中學更名為「陽明中學」；2002年，原管家弄居委會、山後新村居委會、候青門居委會合併，被命名為「陽明社區」；2006年1月，原餘姚西北街道更名為「陽明街道」；2006年，餘姚市政府出資八千萬元，搬遷了壽山堂內的居民，修復了「王陽明故居」，故居被列入全國文保單位，於2007年4月正式對外開放；2010年，餘姚市與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並於2011年10月舉辦了首屆「國際陽明學研討會」，此後每年舉辦一次，形成慣例。在此以前，王陽明的講學場所——龍泉山「中天閣」也按王陽明講學時的原貌修復開放；一條橫貫陽明故居門前的東西長街被命名為「陽明東路」和「陽明西路」；其他用王陽明命名的各類場所，更是數不勝數。所有這一切，我想岡田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會感到欣慰。

  現在呈現在中文世界讀者面前的這部《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可以說是岡田先生晚年花費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組織和領導王陽明遺蹟考察、踐行陽明精神的心血結晶。在岡田先生嘔心瀝血地埋首撰寫此書期間，我正好在九州大學做訪問研究，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先生府上拜訪，聆聽先生的教誨，偶爾先生也會向我詢問有關陽明遺蹟、世家、交遊等方面的情況，所以說我對此書的整個撰寫過程還是比較清楚的。然而遺憾的是，當此書於2002年12月開始出版時，岡田先生已重病在身，幾乎無力對書稿進行仔細校對，而我又身在中國，幫不上先生任何忙。等到2005年10月此書最後一卷出版時，岡田先生已仙逝，沒有看到這部傾注了其晚年大部分心力的大作的全部出版。因此，此書中出現個別錯誤是在所難免的，也是我這位學生的「失職」。對此，在全書的翻譯過程中，我對書中的錯誤大多做了直接改正而未出校記。

  岡田先生曾在《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的前言中談道：陽明學是體認之學，是培根之學，是身心相即、事上磨鍊之學。而「岡田學」的實質，概而言之，也就是「體認之學」和「培根之學」。岡田先生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踐行陽明精神，其目的就是想嘗試和再現這種「體認之學」和「事上磨鍊之學」。從岡田先生極力倡導的「體認之學」和「事上磨鍊之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先生的為學、為人之風範，而且「可以看出宋明理學的現代日本式的開展」。而在岡田先生的所有學術著作中，我以為最能代表其「體認之學」的就是這部《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岡田武彥全集》的編輯者特地把《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作為《岡田武彥全集》之開篇，其深意似乎就在於此。

  有鑑於此，我認為要解讀岡田先生的思想體系及其傳承道統的心路歷程，僅僅憑藉理論思考和學問辨析是遠遠不夠的，而應主要依靠其所倡導的「體認」的方法和路徑，去親身實踐和體悟其中的真諦。這是因為岡田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獨到的思想見解，不僅是其理論思辨的產物，也是他從自身數十年的人生磨鍊和社會體驗中逐漸領悟到的生命之道。這也許就是岡田先生常說的治學過程與體道歷程的統一吧！而正是本著這種理念，岡田先生對我的教誨基本上採用了身體力行、寓智於情、行勝於言式的體驗教學法，即使是在日常講學中，先生也並不停留在知識層面上，而是更多地教我如何做人，怎樣與古代聖哲進行心靈的溝通和對話，在「體認」中領悟先哲的情思和感懷。通過近二十年的交往，我從岡田先生身上不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師的睿智和胸懷，更體察到這位幾乎與20世紀同步的日本儒者的高風亮節。

  因此，我堅信《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中文版的出版，不僅有助於國人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了解和認知，也有助於國人對日本當代儒學家岡田武彥的了解和認知。這也是我向中文世界的讀者推薦此書的初衷。

  2014年11月謹序於杭州心閒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