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文字的局限，追求真正的事實

  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王陽明認為，孔子之所以刪減《六經》，是為了避免當時紛繁浮逸的文辭擾亂天下人心，使天下人從此拋棄華麗的文飾注重文章的實質，而不是用虛逸的文辭來教化天下。《春秋》以後，各種華而不實的文辭日益興盛，天下大亂……天下紛亂的原因，正在於盛行浮華的文風，求實之風卻日漸衰敗。人們標新立異，各抒己見，為了取得功名不惜譁眾取寵，擾亂天下人的思緒，混淆大家的視聽，使得天下人爭著崇尚虛文浮詞，在社會上爭名奪利，忘記敦厚實在、返璞歸真的品性。這些都是那些闡述經典的人所開啟的。

  這是王陽明借孔子之口表達自己的觀點，勸誡人們要拋棄虛浮的文辭、追求經典的實質，即不要執著於文字。因為不執著於文字、停止語言化的過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個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麼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這位記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從文字的表面意思上去理解「馬」這個字，把中國人比作牛馬，意在嘲諷中國人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真的要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正確的答案反而沒有什麼意義。因此，周總理才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這恐怕也讓這位記者始料不及。

  同一個字或詞，常常包含著許多不同的含義，哪怕是再簡單的文字，在不同的場合下都能夠做出不同的解釋；即使是同一段話，不同的人看了或聽了也會有不同的感悟。魯迅先生評《紅樓夢》時這樣寫道：「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我們應該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執著於文字，思想就變得局限和僵化，就很難認識到生活的真諦。

  文字對交流來說是必要的，但是文字從來不是事物本身，事實也不是文字。當我們想要向他人表達一定的意思或某個事件時，我們不得不藉助某種文字或類似於圖畫、符號等文字形式。而當我們使用文字時，文字代替了事實，成了首要的，我們所關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實本身。文字、語言塑造了我們的反應，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內心被文字塑造並控制。「民族」「國家」「上帝」「神」「社會」等詞攜帶著它們所有的聯想包圍了我們，於是我們的心靈變成了文字的奴隸。

  文字妨礙了我們對事物或人的真實覺察，妨礙了我們對事物進行自由的觀察。因為文字帶著很多聯想和經驗的形象，這些聯想實際上就是記憶，它們不僅扭曲了視覺上的觀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認識。例如「總經理」和「員工」這兩個詞，它們描述的都是職務，但是「總經理」這個詞帶有強烈的權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義，而「員工」這個詞則會讓人產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沒有權力的聯想；「總經理」是正襟危坐在某個位置上的形象，而「員工」則是加班加點在某個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礙我們將二者都作為人來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們緊隨著我們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與之相關的聯想塑造著。

  

  但文字畢竟是一種符號，用來指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用來表達或喚起什麼。我們看到文字通過對我們的思維產生影響，使得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將頭腦從文字和語言的意義中解脫出來，拋棄虛浮的文辭、追求經典的實質，不帶聯想地觀察世界，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學習到心靈成長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