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公益，保護環境

  不管做什麼企業，都是在做生意，做生意就有做生意的規矩，那就是賺錢。不賺錢的企業是不能存活的，違背了生產經營的基本準則。但是，是不是我們在賺錢時就要利益高於一切，或者說股東利益最大化？這值得思考。西方在30年以前最流行的一個詞，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現在我們有些上市公司的老闆和董事也這麼講，這是錯的！比如，一家製藥廠不採取任何措施，將污水直接排放到河裡，這樣做是賺錢了、股東利益最大化了，但社會利益最小化了、人民利益最小化了，可以嗎？

  因此我認為，在做生意的時候，賺錢是基本準則，但是應該義利兼顧、義在利先。古人云「義利兼顧，義在利先」，就是要我們一定搞清楚，「利」和「義」哪個在前面，不能賺黑心錢。義利兼顧是我們中國商人傳統的美德，作為現代生意人，我們確實應該好好思考，明白二者的辯證關係，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其中的「道」就是「義」，就是道德，在有「道」的前提下，賺更多的錢，多多益善。所以我們做生意，要學會選擇，社會責任在前，賺取利潤在後。

  ——2008年王健林在大連社會新階層代表人士培訓班上的講話

  萬達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共創財富、公益社會」的口號，讓財富共同創造、共同享有成了萬達的企業特點。

  2000年，萬達開發的大連雍景台項目成了全國最早的節能住宅之一。當時，國家還沒有出台建築節能的相關規定，萬達就已憑藉外牆保溫技術，並結合建築和採光設計，使節能率達到了65%。在冬季，大連的氣溫最低能達到零下十幾度，但雍景台的住戶基本不用取暖，這全得益於外牆的保溫作用。

  雍景台項目作為節能試點大獲成功，四年後，萬達又在大連華府項目中推廣節能措施。入住幾年後，物業發現近50%的住戶冬天不買採暖卡，因為採暖是分戶計量，這也表明五成左右的住戶冬天無須採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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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萬達在江西南昌開發了一個百萬平方米的「萬達星城」項目，這也是全國房地產企業首次在長江以南地區大規模使用外牆保溫技術，節能效果非常好，「萬達星城」也因此被評為江西省環保節能示範住宅。

  同年早些時候，萬達還在昆明開發滇池衛城項目，由於項目鄰近滇池，萬達主動提出要做環境影響評估，這也是全國第一個做環境影響評估的住宅小區。雖然當時國家並沒有硬性要求住宅一定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但萬達意識到滇池的污染已經比較嚴重，不能再給它增加負擔，因此不僅做了環境影響評估，同時小區還自建了污水處理廠和雨水收集工程，從而實現了小區污染的零排放。

  「從這些看來，萬達不僅是捐款，在節能、排污、環保等方面，我們比國家提出口號和標準都要早幾年。」王健林說。

  萬達商業地產副總裁賴建燕說：「作為全國最早推行節能建築的企業之一，早在2001年，國家尚未出台建築節能相關規定時，萬達就已有意識地涉入綠建領域。2011年，萬達發布了集團節能工作規劃綱要，使綠色建築節能工作進入有計劃、有管控的實施階段。」

  自2009年，國家住建部頒布《綠色建築評價標準》以來，國內大型商業建築類綠色設計標識及綠色運營標識全部被萬達集團收入囊中，萬達集團儼然成了業內綠色建築實踐的標杆，堅定地走綠色之路。

  2011年，萬達有16個萬達廣場和兩個酒店獲得綠建認證。自此之後，王健林要求所有廣場和酒店都要通過綠建建築和運營認證。與設計認證相比，其實運營認證更難獲得，但王健林認為，既然有兩家酒店能夠做到，其他公司也應該能做到。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培養了萬達員工的節能理念，也指引著萬達堅定地走綠色之路。

  除了綠色建築的推廣，萬達從2013年開始，堅持所有住宅都精裝修出售。這不僅是節約多少錢的問題，更是培育全社會節能理念的問題，這種理念不可能一兩天就形成，需要幾十年的持續努力、長期積累。

  在網際網路時代，萬達十分注重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新建及在建的萬達廣場都實施了嚴格的「萬達節能標準」，確保綠建節能高標準、高起點。

  據相關資料顯示，萬達每年都會安排專項資金進行節能技術的開發和改造，積極採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不斷淘汰高耗能工藝、設備和產品。後來，萬達創建了「一鍵式」集中控制系統，系統建成後，2000多萬平方米的持有物業能夠實現不同地域、不同時段、不同業態的一鍵式智能化集中管理，從而節約了大量資源。

  越是成功的企業，越要在社會環境嚴峻的情況下擔當起節能環保的「急先鋒」，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節能環保也不是一日之功，稍有鬆懈就將前功盡棄。萬達深諳這一道理，因此時刻將「共創財富、公益社會」的口號銘記在心，將造福社會、造福更多民眾作為最終目標。

  馬雲在首爾大學的演講中說道：「如何讓中國的經濟更好？我們看到今日的環境，有霧霾、水、食品的問題，我們都很沮喪，我們怎樣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網際網路不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更是一個改善社會的工具，是改變人們思考方式的工具。」

  不僅是馬雲，新東方的「校長」俞敏洪也發出了倡導。在2013年兩會上，俞敏洪給全國政協提交了《政府應出重拳以最嚴格方式治理水污染》的提案，其中指出「現在有些地方政府以保證GDP發展為名，置環境污染於不顧，以犧牲老百姓生命和幸福為代價，這種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殺雞取卵，簡直與犯罪無異」。因此，他呼籲「是時候開展一場『全民水資源保衛戰』了」。

  俞敏洪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呼籲，與他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俞敏洪是在山清水秀的環境中長大的，他童年時期的每一條河流，無論是大河還是小河，隨時都可以跳進去游泳，隨時都可以捧起水來喝。俞敏洪說：「口渴的時候，路過一條小河，用手把上面漂的樹葉撥開，下面就是碧清的河水，就可以喝了，我從小喝到大也沒生過病。」

  但是，前幾年他再回到家鄉時發現，不要說是河水，連井水都不能喝了，因為井水都是臭的。雖然每家都已經裝了自來水，但生活在這樣髒臭的環境中還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環境問題不僅僅是水的問題，還會引發其他一系列問題。

  雖然連續幾年來每年兩會都有人在提環境污染的提案，但俞敏洪還是堅持要出一份力。他認為，只要多一份力量，政府就會多一份重視。既然當了政協委員，就要履行責任。這也和俞敏洪對企業的管理主張不謀而合，在新東方如果有一個員工因為某個問題不斷地給俞敏洪寫信，而且不止一個員工寫，俞敏洪就會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除此之外，俞敏洪還主張「限制企業排污應靠重罰」的策略，這緣於他第一次去美國時，發現馬路兩邊豎著牌子，牌子上寫著「從汽車裡往外亂扔東西罰款2000美元」，金額之大令人唏噓。當時，2000美元還被看作是天文數字，而這樣的結果就是美國的馬路上沒有人扔東西，這就是重罰的功效。

  馬雲和俞敏洪身為企業家，同時也是社會中的一員，他們在經營企業的同時，在社會上疾走呼喊，這種企業家具備的責任意識值得更多人學習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