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土建制

  基督教勸人向善，基督徒言行溫和，遇到災年的時候基督教會還可以拉教眾們一把，好一幅田園牧歌，與世無爭的安逸圖景。然而，基督教在中世紀所扮演的角色，卻遠沒有我們看到的這麼簡單。

  我們知道基督教誕生於羅馬帝國早期，蓬勃發展於帝國的三世紀危機，正因為羅馬帝國在官僚體系上的不夠嚴謹，才賦予了教會種類繁多的社會功能。基督教會在民間的功能之強大，遠超我們的想像。它可以是羅馬帝國的基層銀行、診所、孤兒院，當然也可以是保險公司、慈善機構、喪葬禮儀辦事處。當教會的威望在民間愈發強大的時候，他就會不斷積累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置田置地，擴建修道院，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這套宗教體系。

  

  皇權並非沒有看到貌似平和的教會對國家政權的潛在威脅，並且以國家名義進行過幾次對基督教的打擊。然而最終，在帝國本身的組織架構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只能默認並接受教會的存在。而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期間，羅馬帝國更是頒布了《米蘭敕令》，不僅無條件退還了國家沒收的教會不動產，還給了教會以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給了基督教以國教的待遇。

  跟我們一樣，英明神武的君士坦丁大帝，也被基督教的溫和外衣所誤導了。君士坦丁的本意是將基督教中的阿里烏斯教派發揚光大，因為這個教派是臣服於皇權，並承認皇帝的無上尊榮的。然而讓君士坦丁大帝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倡導的阿里烏斯教派最終被羅馬教廷定義為異端，並且在教皇與法蘭克人合流之後，教會還利用國家軍隊有組織地消滅阿里烏斯教派，或者逼迫其信眾改宗。

  君士坦丁大帝雖然失算，但是他的《米蘭敕令》卻從此為基督教的瘋狂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尤其在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

  當西羅馬帝國政權消失，大批蠻族入主中原，老百姓一臉茫然的當口，又是教會挺身而出，在一片狼藉的西歐土地上，率先帶領上帝子民進行了秩序重建。因為帝國雖然沒了，但基督教的各級教會還在，這些教會遍布西歐的各大城市，也深入到了田野鄉村。而且這些教會，往往還占有大量的公共設施以及可耕種的土地。而且關鍵是，蠻族的到來往往為教會網開一面，因為這些蠻族也是上帝福音的信仰者，他們可以殺人越貨，可以奸淫擄掠，但唯獨不願意對教會動手。

  這樣一來，西羅馬帝國雖然灰飛煙滅，基督教會反而獨善其身。

  當蠻族的殺戮告一段落，需要穩定下來進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時候，第一時間還是想到了教會。教會首先有錢有地，而且教會經過《米蘭敕令》之後這幾百年的發展，還形成了在教會自留地上耕種的習慣。教會下屬的修道院，裡面有大量的修士和修女，這些人長期耕種和勞作，後來就變成了實質上的修道院佃農。佃農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了很多實用的耕作經驗，甚至還保留了很多傳承自古羅馬時代的釀酒釀蜜、木工瓦工、打鐵鍛造這種手工業經驗。這些經驗由教會傳播開來，社會經濟也就重新振興起來。

  況且不僅是經濟。

  教會還具備強大的文化傳播功能。不管是拉丁文還是希臘文，教會都有人會講，而且只要你願意受洗加入基督教會，你就能享受教會無償的教育。基礎教育普及之後，教會多年以來的藏書，足夠讓蠻族的土地重新盛開文明之花。

  如此一來，在教會的協助之下，整個社會秩序也就慢慢得以恢復。當然，在這期間，教會也獲得蓬勃發展。基督信徒暴增的同時，世俗王權也對教會刮目相看，教會的勢力更加龐大。

  教會在當時的示範作用是強大的，甚至是神聖的。

  在教會示範的基礎上，蠻族也開始慢慢研究自己的社會治理問題了，尤其是歐洲古代社會最大的熱點——土地問題。

  我們前文講過，早在羅馬帝國晚期，奴隸制度就已經接近崩潰。奴隸來源漸趨枯竭，奴隸們的生產積極性極其低下，尤其在基督教廣泛傳播的情況下，奴隸們自認為也是上帝子民，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芸芸眾生之一。於是，奴隸們開始消極怠工，破壞工具。於是在羅馬帝國中期，一種叫作「隸農制」（Coloni）的新勞動關係開始流行。

  所謂「隸農制」，是指佃農租種貴族田產，並在收穫後以貨幣形式結算地租。這種形勢下的勞動關係，充分給予了隸農們以人身自由，也提高了他們工作的熱情。所以在這個時期，隸農們被普遍稱為是自由隸農。然而羅馬帝國的社會制度依然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自由隸農時間久了，依然會遭遇天災或者減產，在喪失償還地租能力的情況下，只能再一次委身為奴。在這種情況下的隸農們，地位並不比奴隸高到哪裡去。甚至連最基本的婚配的權利都要受到貴族們的限制，或者不予承認。於是，自由隸農，也就退化成了依附隸農。

  而一旦這種退化發生之後，隸農制的優點也就不復存在了。

  蠻族入主中原之後，不斷征戰過程中，蠻族的采邑制慢慢成形。於是，他們在教會土地制度與羅馬隸農制的影響之下，結合了自身蠻族部落公有制特點，逐步形成了早期的歐洲「封建制」（Feudalism）。

  我們知道，鐵錘查理執政期間，采邑制已經成形。不過當時的采邑制跟後世的還有點區別，因為當時的分封主要是基於戰功，而且這種分封帶有很強的國王個人色彩。所以，當時的采邑制可以是封臣的終身制，但並不可以世襲。而到了禿頭查理臨終之前的公元877年，他頒布了一個新的政策，被稱為《基爾希敕令》（Capitulary of Quierzy）。這個敕令明確了在法蘭克王國的各個采邑上的王公貴族們，他們的封號，領地和財產都可以進行世襲。

  采邑制基礎上的世襲制強化，也就最終形成了歐洲封建制。

  當然，僅僅采邑制和世襲制還不夠，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歐洲封建制還輔以了「附庸制」（vassal）。所謂附庸制，是指國王以下分層分級，每一層以下都有自己的封臣，直到最底層的農民（農奴）。各個層次籠統來說，包括了國王、大貴族、小貴族（也就是騎士基層）、農民四層的金字塔式結構。上一層為下一層提供封土和保護，而下一層對上一層提供效忠和服務。

  其實說白了，這是一套致力於固化社會各階層的國家契約體系。上一層和自己的下一層，層層之間簽訂契約，以保證上下級之間的關係穩定。而在同一個層級上，依靠世襲制保證整個階層的數量穩定。

  這套體系，已經是當時的法蘭克蠻族能夠想到的最佳社會結構方式了。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好像這套體系非常文明，非常體現契約精神。然而，這就是典型的歷史誤讀。我們在下結論之前，一定要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就當時的情況來看，日耳曼蠻族剛剛走出叢林，在由遊獵民族化身為農耕民族的歷史轉折點上，他們身上還帶著非常鮮明的原始部落公有制色彩。不僅公有，而且民主。而這種帶著原始色彩的普世價值觀，不僅當時的日耳曼人有，中國北方草原一代又一代的遊牧民族，匈奴人、鮮卑人、蒙古人，他們早期都有這種民主體制。

  我們即便是考慮歐洲，看古羅馬的發展軌跡，也是由相對民主的王政羅馬，到更加體系化的羅馬共和國，一直到元首制帝國，最後到君主制帝國，甚至是東羅馬接近獨裁式的君主制了。

  所以，法蘭克系的日耳曼蠻族一步登天，又參考當時的羅馬隸農制以及教會莊園制，就很容易過渡到一個相對尊重契約的、有歐洲特色的封建制上來了。

  況且，這也只是我們在理論上判斷，實際又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來講，原始部落屬性，導致國王的權威跟當年羅馬的皇帝更加不如，比中國的皇帝更是有雲泥之判。國王或者領主封土給自己的封臣，封臣們原則上要提供必要的服務，但如果封臣們認為領主違反了契約精神，可以表達不滿，拒絕執行命令，甚至於提出改換門庭，尋找並效忠其他的領主。這還不算完，如果小領主們對上一級的領主確實已經不滿意到了極點，甚至可以投票選舉新的上一級領主。

  所以在本質上，這樣的封建制，其實等於又重新回到了羅馬王政時代，國王+元老院+部落大會的三元政治體制。區別是，封建制下國王和元老院之間實行的是貴族民主制，而部落大會則完全被取消，農民的地位更加低下。貴族之間是平等的，哪怕國王也要遵循貴族之間的契約精神。而貴族一世為貴族，世世為貴族；農奴一世為農奴，則世世為農奴。階級屬性一旦確認，很難被更改。

  講到這裡，我們自然會發覺，這樣的封建制與其說是社會的進步，倒不說是往原始社會的一種倒退，只是包裝以冠冕堂皇的封建制的一層皮而已。

  此外，西歐封建制跟當年中國古代西周封建制，其實是有本質不同的，雖然二者在中文語境中的翻譯方式完全一致。

  中國的封建制，是周天子根據《周禮》所進行的分封制以及宗法制的結合，根本上講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分封。舉個例子，周天子的嫡長子就是大宗，未來繼承王位，那麼作為庶子的小宗就順延成為諸侯；而諸侯的嫡長子繼承諸侯爵位，小宗則就只能做卿大夫。以此類推。這樣的一套宗法制，配合後來出現的儒家理論，很容易形成一套非常完美的繼承制度。那麼到後來出現中央集權配合龐大官僚體系的皇帝，地主和平民基本單元，也就順理成章了。

  與之相反的是西歐封建制，這套體制並不看重血緣，而是以財力和軍事能力為基礎。並且國王以下，作為大貴族的封臣在自己的領地上，可以行使自主的行政、軍事、司法、財務權力，包括單獨發行貨幣的權力。這樣的封建體系，很大程度上會表現出非常強烈的獨立傾向。這種情況甚至誇張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地步。甚至國王本人，分封到最後，只能是把自己的地盤越搞越小，搞到最後自己只能在自留地賺點零花錢的窘迫地步。

  王權如此不堪，教權就一定會乘虛而入。因為教皇本人，包括教皇可以控制的西歐境內的大大小小的教士，無不都是貨真價實裂土封疆的封建主。今天史家有一種說法，中世紀光是教會與修道院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就已經占據了整個歐洲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我們談當時法蘭克王國以及中世紀那些所謂的皇帝們，繞不開的話題，就是西歐奇葩的封建制，還有無處不在的基督教影響。

  兩者的綜合作用力，也直接決定了接下來皇帝們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