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一切行政的興革干預 （一）水銀瀉地無孔不入01

  （1）從內政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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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閣議

  明代統治者派宦官干預政治，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出席閣議。本來司禮太監的職務是「掌理內外章奏」，「照閣票批朱」，國家一切軍政大事，他們早已干預，再出席閣議，則不僅是干預，並且可以主持了。

  統治者派宦官出席閣議，除了因為不信任閣臣，派他們去監視偵察而外，還有一個原因。原來明代帝王是不大和大官們見面的，到中葉以後，這情形更加厲害。趙翼曾據《明史》略加統計，從朱見深成化七年到朱祐樘弘治十年，凡二十五六年之久，這兩個皇帝都和廷臣沒有見面。一直到弘治十五六年，朱祐樘才稍稍接見閣臣，但不久就死了。朱厚照是個荒唐萬分的皇帝，南北游涉，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朱厚熜嘉靖三年以後，就漸疏大臣，一直到二十九年才召見一次。以後更無召見之事，四十餘年之間（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僅僅就是這一次而已！朱載垕即位後三年還沒有和廷臣見面，而他在位也不過六年。朱翊鈞和他的祖父朱厚熜差不多，在位甚久，凡四十八年。但從十七八年以後三十年之間，只因「梃擊」事召見群臣一次，其餘都是深居宮內。朱由校童昏愚昧，就更不必談了。「統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末數年，其餘皆簾遠堂高，君門萬里。」(125)在這樣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麼事要內閣辦理，或是內閣票來奏章需要商討，便一律叫司禮太監代表前往，這樣一來，太監們儼然是閣議的主席了。所以他們如有什麼意見，閣臣是很少有違抗的。下面一則故事，可以看出這些太監參加閣議時，閣臣是怎樣誠惶誠恐地會見他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禮巨璫以執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坐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之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遺小豎並用事者傳命而已。」（原按：東白所言內閣送迎中官之禮，先後漸變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後陳送之出閣非也。成化丙戌李文達卒，陳為首，陳卒，彭繼之）。(126)

  從這一段事實中可以看出，似乎在李賢時候，司禮太監還不敢太放肆，不過實際上並不如此。當時司禮太監曹吉祥就曾派人喊過李賢去說話，後來李賢雖然嚴詞拒絕沒有去，但也由此可見那時太監早已不把閣臣放在眼中了。至於「使小豎傳命」，也不必到朱見深末年，李賢死後，便是如此。這些都見於陸容《菽園雜記》卷四：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沒後，有事，司禮監只命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

  太監所派遣的傳命小豎，多半是文書房的宦官，其程序是皇帝的命令傳給司禮太監，太監傳給文書房，文書房再傳給內閣，這現象在朱祐樘時便已十分普遍，劉健就曾經諫奏過。

  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復見天顏，即司禮監亦少至內閣。上有命令，必傳之內侍。內侍傳之文書房，文書房傳至內閣。臣等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達至御前。」(127)

  所以，沈德符於此頗致深慨，而認為這現象是由來已久：

  孝宗朝最稱宮府一體，而閣臣密奏與主上密諭，上下傳達，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蓋扞格之端開已久矣。(128)

  不過遇有特旨大事，太監們還是要親來內閣商議的。這所謂商議，有時簡直就是命令，根本沒有討論餘地。耿直一點的閣臣，便對抗一番，有時也有點效果；軟弱一點的呢，就只有遵命奉行了。在朱見深時，便有兩次閣議爭辯得頗為熱鬧。第一次是為了上太后尊號的事，當時閣臣彭時爭辯得甚為激烈，他親記那時情況云：

  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尊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按：指逢迎見深生母周貴妃也），倡言「錢（後）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按：周貴妃所居宮）旨：「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中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不同，胡後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然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玉）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誰敢擅寫！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偏向，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規利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是日同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然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覃語有慚色。(129)

  從這場爭辯中可以看出宦官是怎樣蠻橫，閣臣是怎樣受逼，正直一點的只好向天叫「太祖太宗」，怯懦一點的便只有「默默」了。這個「默默」的同僚，據《明史·彭時傳》卷一七六載是當時閣臣陳文。

  第二次是在成化十三年五月，大學士商輅、萬安、劉翊、劉吉等上疏請罷西廠，並論汪直之罪，引起了朱見深的震怒，便——

  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亦唯命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130)經過這次辯論，西廠總算暫時罷設。但在這會議中，太監們的質問簡直和考訊差不多，這態度實在談不上是會商協議的態度。

  朱見深時還有兩次兵戎大事也是派司禮太監到內閣去商議。一次是成化四年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援，朱見深曾派「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131)。另一次是成化十四年春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馬）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132)懷恩是明代太監中比較好的一個，這次不要汪直去的意見也是對的，但卻由此可以看出太監在閣議中發言的重量。

  朱祐樘曾有一次召閣臣至文華殿議事，這在明代帝王中是極稀有的事。但就在這稀有盛事中，仍有司禮太監列席：

  丁巳三月，宣內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曰：「近前。」於是直叩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環跪於案側。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又分置朱硯筆，授片紙數幅。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133)

  朱厚照時也有兩次閣議，閣臣和太監們爭辯得很熱鬧。

  第一次就是為了劉健等上疏請誅劉瑾，朱厚照派司禮太監王岳、李榮、范亨、徐智等八人赴內閣會議，一天之內竟去了三次。朱厚照的意思是想把劉瑾等安置南京，但是劉健、謝遷的意思卻非殺不可。劉健甚至推案大哭說道：「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說得聲色俱厲。太監王岳也終於受了感動，連聲說：「閣議是。」(134)這次結果雖然劉健、王岳等都失敗，但會議情形是頗為精彩的。

  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反，八月朱厚照率師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傳旨內閣，令大學士楊廷和草敕。廷和說道：「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雲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力辭不肯。於是——

  中使復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敕，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敕親征，將誰敕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敕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必不死，朝廷只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台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乃去。(135)

  這次太監們雖然沒有勝利，但氣勢洶洶，用死來要挾，這氣焰也就夠人難堪了。至於「相率跪拜花台下」，那也不是乞求，而是賭氣，不然楊廷和為什麼惶恐起來，說是「置我於何地」呢？

  監 國

  宦官參加閣議，而且可以左右閣議，這權力早凌駕宰相之上，所以後來竟叫宦官會同宰相來「攝政」了。原來在專制帝王時代，每當皇帝死去，新皇帝守喪不能視事的時候，照例是由宰相「攝政」的，所謂「百官聽命於冢宰」。但在明代卻由宦官領頭，大臣反在其次，這實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朱祁鎮死時，太子見深便這樣辦過：

  是日有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傅恭、牛玉會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翱、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並時為議事官，公同計議，處置軍國重務，遵宣德十年例也。(136)既然是「遵宣德十年例」，可見遠在朱瞻基死時便已是如此了。

  後來朱厚照南征宸濠時，便索性叫宦官「監國」。按照舊例，皇帝離開京師，應該是太子監國的，這就是代理皇帝。而現在竟派宦官來擔任，並且敕諭宰相知道，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這事的經過和敕諭，《弇山堂別集》卷十三記載甚詳：

  上南征寧庶人，是時無監國者，內則司禮太監蕭敬等。大學士楊廷和、毛紀，外則五府會昌侯孫銘等，六部尚書陸完等，廠衛太監張銳等，團營太監谷大用、兵部尚書王瓊等，皆有敕……今按正德內閣敕可考者：「皇帝敕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今親統六師，奉行天討，剿除反逆，以安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無人，一應合行事務，恐致廢弛，特命爾等依照內閣舊規，同寅協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禮監發下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詳，擬旨封進，奏請施行。其奏有軍機緊急重大事情，合用軍馬錢糧器械關防符驗之類，尤要詳加審處，擬旨封進，聽司禮監一面奏聞定奪，一面發各衙門依擬議處，毋致遲滯誤事。爾等受茲重託，尤須盡心竭力，維持公道，不許徇私執拗，如違，責有所歸，爾等其欽承之。」

  這敕諭中一則說「司禮監發下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詳」，再則曰「聽司禮監一面奏聞定奪」，簡直是明令宰輔要聽命於司禮太監了，統治者信任宦官之專，竟一至於此！這事在明代雖然只此一次，但就憑這一次，就足夠說明太監在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處理內外一切奏章

  明代統治者派宦官干預政治，除了要他們參加閣議這一重要事件而外，其次便是叫他們處理內外一切奏章。如若那時的統治者不太糊塗，他們還不敢過於胡來。假使是個昏庸的傢伙，那他們就可以鬧得不像話了。如朱厚照時的劉瑾批答奏章竟拿到自己家裡和別人商議：

  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辭率鄙冗（按：《中官考六》云：「或多累數百言，往往有不可解者。」）焦芳為潤色之。(137)

  而當時群臣事無巨細必先關白劉瑾，而後奏聞。在外邊鎮以下官奏事，都是寫成兩份，以紙色分別，「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138)，這簡直是兩個朝廷模樣了。

  朱翊鈞時司禮太監馮保也是叫人代閱章奏的，《明史·李植傳》卷二三六稱：

  十年冬，張居正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為閱章奏，擬詔旨如故。

  有一次內閣奏事，他沒有預聞，竟發脾氣破口大罵起來：

  居正以遺命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即遣官召之……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擬旨允之，帝即報可。保時病起，詬曰：「我小恙，據無我耶！」(139)

  朱翊鈞時還有個怪現象，便是章奏遞進，宦官們可以隨便拆開來看：

  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曹）於汴謂乖祖制，泄事機，力請禁之。(140)

  馮保之後，司禮太監田義甚至扣留章奏。萬曆二十年刑部員外郎于玉立特為此奏稱：

  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141)

  到了魏忠賢的時候，章奏的處理就越發不成話了，茲錄蔣之翹《天啟宮詞》所記二事，以見一斑：

  凡章奏付王體乾、梁楝石、石元雅、李永貞、塗文輔諸監分看，遇要處即鈐一白紙條，復於面葉上用指掐一重痕，關白忠賢。賢擅政，各衙門章奏俱不由閣票，特用內旨，生殺予奪，唯賢與體乾為之。

  而看奏章竟違例地跑到大殿去看，並且高聲朗誦講解起來：

  舊制掌印率秉筆太監看文書俱在直房，忠賢、體乾等公然於乾清大殿上看。硬拆實封，高聲朗誦。賢不識字，體乾又為講解。

  甚至魏忠賢因事出京，一切奏章都還要派人送往所在地，聽候定奪：

  賢往涿州進香，凡章奏要事托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各派站馬急馳，候賢可否。

  另外還有與宦官處理內外章奏有關的一件事，也可以附在這裡說一下。那便是通政司兩個參議，照例由宦官會同大臣挑選：

  通政為大九卿之一，然兩參議以讀本為職，皆選儀貌正而聲音洪者。其選時以大璫同大臣蒞之，跪一香案前，震喉急呼。間亦有不選者。(142)

  選中以後，則「例子蒞選大璫投刺稱門生」，所以「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為堂官所開送，多宛轉避之，至有堂屬相詬詈者」(143)。

  為什麼這兩個參議宦官定要自己去挑選呢？這原因是通政司職務是「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奏聞」(144)。這是一個通達各方情事的機關，所以統治者必須使宦官們去掌握它，但通政使究竟是朝廷九卿，不能胡亂叫宦官去選，所以便叫他去選其所屬的參議。有了「門生」在這機關里，那麼一切事情自然沒有不知道的了。

  創立法制更改舊章

  宦官除了參加閣議，處理奏章，直接干預政治而外，有些時候他們竟創立法制，有所興革。換句話說，便是他們可以隨意立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劉瑾。

  劉瑾自正德元年用事，五年伏誅，專權凡四年有餘。其間改變法制，據《明史·劉瑾傳》稱瑾伏誅後，「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其中最重要的，如吏部方面，各地撫按官可以逕自差委州縣正官；兵部方面，各處鎮守內外官可以請敕總制三司，裁決各衙門大小事；戶部方面，差官查盤錢糧；等等。(145)這查盤錢糧為害甚烈，《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秕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系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此外還有不在上述各事之中的一些改變法制的事，如取回天下巡撫官，《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二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劉瑾亂政，取回天下巡撫官。瑾誅，復設如故。

  而箬陂《繼世紀聞》卷三則記載此事較詳：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撫官，雲舊制所無，天順間亦有革罷，遂將各處巡按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議不可，止將腹里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不革。又欲將各衙門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革，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又不准餘姚人做京官：

  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官。(146)

  又增減江西、陝西、河南鄉試名額：

  正德五年，禮部核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籍人，瑾矯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147)

  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為（焦）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以優其鄉士。(148)

  甚至干涉會試，增加名額：

  正德戊辰（三年）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開科額三百五十人。(149)

  這所謂「相傳」，怕是不會假，《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二亦云：

  正德三年戊辰科……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主者有難色，瑾特為增額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劉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黃中，俱以奸黨冒上第。又傳奉八人為庶常，俱非常之事。

  劉瑾又創行罰米法：

  復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150)

  又創用枷法：

  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璇，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並摭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151)

  以上所舉，都是些犖犖大者，其他的更革事件，難以一一備述，姑摘錄當時朝臣彈劾的奏章一二節，以見一斑。正德元年左都御史張敷華奏稱劉瑾干政情形：

  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隨聞。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孥，弊端滋蔓。(152)

  同年工部尚書楊守隨奏：

  （劉瑾）竊攪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台諫，邀阻封章，廣納賄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153)

  這些恢復傳奉織造、濫授紫綬蟒衣，都是屬於變更法制的事。而招募六七歲孩子做勇士，更是荒唐到無以復加了。還有更可笑的則是「選除兩廣南直隸浙江官不用鄰省人，漕運都御史不用江南人」(154)，也不知他鬧的是什麼鬼把戲。

  劉瑾以後，魏忠賢變更法制更多，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現在將疏中提及有關變更法制的各項摘錄於下：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供奉，或逕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

  給事中周士朴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升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為敵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155)

  這些都還是天啟四年以前的事，從這以後，「內外大權，一歸忠賢」，群臣奏疏都稱之為「廠臣」而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岡來、張瑞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廠臣』，無敢名忠賢者。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前後賜獎敕無算，誥命皆擬九錫文。」忠賢「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嘗及也」(156)。在這樣情形之下，魏忠賢已儼然和皇帝一般，愛怎樣便怎樣，他的一句話就是法律，也無須改變什麼法制了。

  假傳聖旨

  說到這裡，應該特別指明的，便是明代宦官可以矯詔行事，所謂矯詔，就是假傳聖旨。劉瑾和魏忠賢矯詔已經是家常便飯，前面都已說到，但明代宦官矯詔是一件很常見的事，遠在朱棣時便已如此：

  永樂五年六月己亥，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采。比聞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實重法。」(157)

  朱瞻基時也有同樣的事：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麟矯旨下內閣書敕付麒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上正色曰：「朕安得為此言……」然亦不誅麒也。(158)

  朱祐樘時宦官李廣曾「矯旨授傳奉官」(159)。到朱厚照時，宦官矯旨竟成家常便飯。

  （正德）十五年……中旨，以內官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汪）元錫等言：「二州逼強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悅，矯旨責之。(160)

  朱載垕甚至庇護宦官矯旨。

  楊松，河南衛人。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雄徵子錢與民哄，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令黜兵馬司官，而鐫松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161)

  所以到他臨死時，馮保就矯遺詔與大臣同受顧命了：

  帝得疾，大漸，召（高）拱與（張）居正、高儀同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162)

  明代不但宦官可以矯詔，一些佞幸特務也可以這樣做，如朱厚照時的江彬、錢寧便是。

  江彬是朱厚照後半期的特務頭子，朱厚照曾命他管理東廠和錦衣衛，兩個大特務機關都由他掌握，這在明代是空前絕後的事，其權勢自然莫與倫比。朱厚照南征宸濠，江彬扈從，「在途，矯旨輒縛長吏」(163)，所經過的地方，都必「矯旨有所求」，而且「日數十至」(164)。宸濠既平，朱厚照返至通州，「彬尚欲帝幸宣府，矯旨召勛戚大臣議宸濠獄」，後又「矯旨改團練營為威武團練營，自提督軍馬」(165)。

  錢寧在朱厚照時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他原是太監錢能的家奴。錢能曾任雲南鎮守太監，所以他和雲南有些關係。有一次雲南「土官鳳朝明坐罪死，革世職。寧令滇人為保舉，而矯旨許之」(166)。

  假傳聖旨在專制時代是殺頭的罪名，但在明代這些宦官特務看來，竟絲毫不算一回事，口銜天憲，任何事都可以隨心所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