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錦衣衛

  設置沿革和所屬機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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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兵制，自京師以至各郡縣都設立衛所，外邊統之都司，內則統於五軍都督府。此外還有所謂「上十二衛」（後又增為二十六衛），是內廷親軍，皇帝的私人衛隊，直接受皇帝指揮，不隸屬於都督府。

  錦衣衛就是這「上十二衛」中的一衛，它的來源是朱元璋即吳王位時所設的拱衛司。洪武二年將司改為親軍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後五衛的軍士，又以儀鑾司隸屬之。十五年取消府司，便置立這個錦衣衛。所以它一面繼承了這個親軍都尉府的「侍衛」之責，一面又擔負了儀鑾司掌管鹵簿儀仗的任務。《明史·職官志五》卷七十六說明它的職務是：「凡朝會、巡幸，則具鹵簿儀仗，率大漢將軍（共一千五百七員）等侍從扈行。宿衛則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籍、視牲，則服飛魚服，佩繡春刀，侍左右。」這些任務都是貼近皇帝身邊的，自然十分重要，必須是特別靠得住的親信才能擔任。所以它雖然和其他各衛都是皇帝私人衛隊，但它已更進一步是貼身的衛隊了。

  因為是皇帝貼身衛隊，負有保護皇帝之責，他們事前就必須有所防備，於是便時時四出，做秘密調查工作，這任務當然也是皇帝特許的。《明史·職官志五》就曾明白規定他們的職務是：「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這已經完全是特務的任務了，何況，又因為他們是直接屬於皇帝的緣故，任何人他們都可以直接逮捕，根本不必經過外庭法司的法律手續，而皇帝要逮人，也就直接命令他們去逮，並且還叫他們審問，這就是所謂錦衣獄或詔獄了。錦衣衛就是這樣成為明代的一個巨大的特務機關，和東廠遙遙相對，而並稱「廠衛」。

  「上十二衛」的長官都是指揮使，錦衣衛也是這樣。只是錦衣衛位置特別重要，它的指揮使必須是皇帝親信心腹，所以「恆以勛戚都督領之」(59)，地位較之他衛特別崇高。它的下面領有十七個所，分置官校，官的名目有千百戶、總旗、小旗等，死後許以魁武材勇的親子弟代替，無則選民戶充之。校是校尉力士，挑選民間丁壯無惡疾過犯者來擔任。他們除了侍衛掌鹵簿儀仗而外，便專司偵察，當時名為「緹騎」(60)。

  這些緹騎人數，在朱元璋時代還不算多，只五百人(61)。以後逐漸增加，據王鏊《震澤長語》說，朱厚熜即位之初，革去「錦衣衛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而據《明史·刑法志三》稱這革去的還僅是十分之五，那麼在未革之前至少該六萬多人了。但朱厚熜這次罷革不久，就又增加起來。他用陸炳做緹帥，所選用衛士緹騎，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長短，多布耳目，所睚眥無不立碎。所招募畿輔秦晉魯衛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62)。這裡所謂「仰度支」的便是錦衣特務收買的流氓無賴准特務，換句話說，就是直接間接地養了十五六萬特務！從這以後，錦衣衛正式特務總是在幾萬人以上，所以《明史·兵志一》卷八十九說「其眾自為一軍」，並且和正式軍隊一樣，「下直操練如制」。單憑這龐大的數目就足夠令人驚駭不止，至於其所造成的罪惡暴行，當然更不可以數計了。

  錦衣衛所屬除十七所外，還有南北兩個鎮撫司，南鎮撫司掌管本衛刑名，兼理軍匠。北鎮撫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設的，職務是專理詔獄，所以權勢極大。在起先的時候，大獄經其問訊後，便送法司擬罪，還沒有具過獄辭。到成化元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連本衛所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請皇帝解決，衛使不得干預，外廷三法司自然更不敢過問了。所以，鎮撫職位雖卑，權力卻是特重。這是統治者的深意所在，他看到衛權日重，不大放心，所以特地予北司以特權，使其與衛互相牽制，分散權力，而自己從而折中之，這用心實在是十分深刻的。

  偵緝逮捕的情形

  錦衣衛的權力既如此之大，在執行它的職務時，自然就無惡不作了。

  首先，這些官校在四出跡訪時便有數不清的暴行。按規定，「凡緝事，必行賄受賄有人，現獲有贓，獲贓有地，謂之『四角全』，而後打人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63)。但事實上，他們所緝訪的都是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如隆慶初給事中歐陽一敬所奏：「有盜經出首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贓，挾市豪以為證者；有潛構圖書，懷挾偽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誣陷者，或姓名相類，朦朧見收；父訴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訪之家，諺稱為剗，毒害可知矣。」(64)這些緹騎抓到人以後，並不立刻帶回，而是先找一個空廟祠宇，將逮到的人毒打一番，名曰打樁。而這些被抓的人也就「家資一空，甚至盡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輕則匿於檔頭火長校尉之手，重則與官瓜分」(65)。抓回以後，便百般拷打，鍛鍊成獄，然後再送交法司。東廠特務逮人也是同樣情形，弘治十五年御史車梁曾痛切奏明此事：

  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66)

  而法司即使知道是冤枉，也不敢改動原案。如弘治九年刑部典吏徐珪所奏：

  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仇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67)

  這情況一直沒有變更，朱厚熜時何孟春曾慨嘆那時的情形道：

  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按語乎！(68)

  至於這些特務逮人，則只憑駕帖。這駕帖的弊病，弘治元年刑部尚書何喬新曾剴切奏明，他說：「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此祖宗杜漸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偽莫辨。奸人矯命，何以拒之？」(69)正德初周璽也說：「邇者皇親貴幸有所奏陳，陛下據其一面之詞，即行差人齎駕帖拿人於數百里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70)

  簽發這駕帖的手續，是由逮人的特務拿了原奏情事到刑科簽發，刑科在「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以防增入」(71)。但後來特務們卻不管這一套，不拿原奏，便叫刑科簽發，如《明史·劉濟傳》所載：

  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齎帖至，（刑科都給事中劉）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朱厚熜）先入壽言，竟詘濟議。

  有時甚至連駕帖也沒有，如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奏云：

  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綱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震懾，各懷疑懼。(72)

  錦衣獄

  被抓來的人一律送入錦衣獄。這獄就是北鎮撫司所管的，一走進這獄門，十九便無生理。瞿式耜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73)詔獄與刑部獄相比，竟有地獄與天堂之別，則其慘毒，不難想見。至於獄內刑罰更是殘酷，「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其最酷者，名曰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74)。既然成獄，自然不復有生理了。

  有明一代各朝的錦衣衛都是十分恣橫，據史稱只有在朱厚熜時稍稍斂跡，《明史·刑法志三》：「世宗立，革錦衣傳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復諭緝事官校，唯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他詞訟及在外州縣事毋相與。」但實際情形並不如此，這隻要從當時諸臣的奏疏中便可看出。如嘉靖二年刑科都給事中劉濟上言：

  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75)

  尚書林俊亦言：

  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事無大小，皆聽平鞫。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文致冤獄，法紀大壞。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撓法。(76)

  給事中蔡經亦論其害：

  國家內設法司，外設撫按按察等官，皆為陛下奉三尺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鞫，在諸臣亦足辦之矣。今陛下時差官校逮系，此屬假勢作威，淫行黷貨。譬如虎狼蛇虺，咸被毒噬。願自今罷勿遣。(77)

  詹事霍韜也說：

  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近也。錦衣復兼刑獄，不亦甚乎？天下刑獄付之三法司足矣，錦衣復橫撓之，越甲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78)

  號稱最「斂跡」的一朝仍是如此，則其他各朝自然不問可知了。

  廷杖和會審

  錦衣衛除了執行緝訪、逮人、訊獄等任務而外，還有在廷杖時行杖和與法司會審的任務。

  廷杖始於元代，元代中書省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這是元朝的野蠻行為，朱元璋卻接受下來，而且較元代實行得更普遍、更厲害，無論是多大的官員，只要皇帝一不高興，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頓，打完了再拖上來，打死了就拋下去完事。拿棍子打人的就是錦衣衛的校尉，監刑是司禮監太監。這行杖的情形，艾穆曾有一段親身經歷的描寫：

  司禮大璫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著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喝著實打，喝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79)

  至於錦衣衛會審情形，據《明史·刑法志三》載：

  錦衣衛使亦得與法司午門外鞫囚，及秋後承天門外會審，而大審不與也。每歲決囚後，圖諸囚罪狀於衛之外垣，令人觀省。

  這樣說來，錦衣衛不但自有法庭，連法司審鞫他也要干預了。

  最後，還要提一提的便是錦衣衛人員的升賞。因為它是特務機關，所以只要衛的長官題請，無有不從。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官校就貪功冒濫，以製造案件、裁誣良善來邀功獲賞。隆慶初給事中歐陽一敬曾極言此弊，甚為中肯。他說：

  緝事員役，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升授。則憑可逞之勢，邀必獲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80)

  可逞之勢是皇帝特予的，必獲之功也是皇帝特許的。獨夫統治者不但要特務替他維持統治，而且還鼓勵特務去栽誣良善、枉人利己了。特務的升賞，只是老百姓更多吃一些冤枉苦頭而已。

  錦衣衛成立於洪武十五年，較東廠成立早三十八年，一直到明亡為止，前後共二百六十年之久，可以說是與有明一代相終始了。明末嘉興諸生沈起堂擬撰《明書》，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81)。這雖然把明代滅亡的原因說得太簡單了一點，但廠衛特務的屠殺人民，是明代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卻也是事實。而沈起堂以明代的人說出這樣話，必有親身目擊的切膚之痛，這就更值得重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