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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成為一名醫學院學生，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時，我試圖擺脫這種恐懼。我讀了很多書。它們告訴我，人類是一個受制於機械法則的機器。當機器停止時，人也就完了。我看到人在醫院裡死去，我那震驚的感覺證實了書本教給我的東西。我滿足於相信，宗教和上帝的觀念是人類為了生活的便利而演化構建出來的，代表著曾對物種生存一度有價值的東西（無論如何，我要說這種價值還存在），這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解釋，並且不能與真實事物相對應。我稱自己為不可知論者，但在我的血液和骨子裡，我把上帝視為一個理智的人，必須拒絕的假想。

  但如果沒有上帝把永恆的火焰交付於我，沒有靈魂可以託付，如果我只是機械力量的玩物，生存鬥爭的推動力量，那我看不出別人教我的「善良」到底有何意義。我開始閱讀倫理學。我認真地閱讀了許多令人生畏的大部頭著作。我得出的結論是，人們僅僅追求自己的歡愉，當他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時，那只是一種幻覺，這使他自己相信他所追求的不是使自己得到滿足。由於未來是不確定的，所以及時享樂是一種常識。我認為，對與錯只是個字眼，行為準則不過是人們為自己的自私目的而制定的慣例而已。自由的人沒有理由遵循這些準則，除非為了滿足個人的便利。我那時有一種喜歡用格言警句的傾向，而且當時這也是一種風尚，於是，我把自己的信念用一句話表述出來，並對自己說：「隨你的意願去吧，要適當考慮拐角處的那個警察。」到我二十四歲時，我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它基於兩個原則：事物的相對性和人類的圓周性。從那時起，我就發現第一個原則並不是一個原創的見解。也許另一種原則意義深奧，但即使我絞盡腦汁，這輩子也想不出它到底意味著什麼。

  有一次，我讀了一個小故事，非常喜歡。它可以在安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文學生活》（La Vie Littdraire）的一卷中找到。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但它一直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個年輕的國王，他焦急地想要公正地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於是，派人請來國家中的智者，並命令他們收集世界各地的具有智慧的書，以此，他可以讀這些書，學會如何更好地做一個國王。三十年後，這些智者帶著一群駱駝，馱著五千冊大書回來了。他們告訴國王，這裡收集了智者們從人類歷史和命運中學到的一切知識。但國王沉浸在國事中，不能讀那麼多書，所以就命令他們去把這些知識壓縮成更少的數量。十五年後，他們回來了，駱駝馱著五百本書。對於這些書卷，智者告訴國王，他能從中找到世間所有的智慧。但仍是過多，國王就再次打發他們回去。十年過去了，他們回來了，這次他們只帶了五十本書。但是國王又老又累。他現在甚至連這點書都沒時間閱讀了，他命令智者們再次減少書的數量，只給他一個人類知識摘要的單卷，以使得他最終能學到對他來說很重要的東西。他們走了，開始工作，五年後回來了。當他們最後一次來到這裡，把他們的勞動成果交給國王時，他們已經是老人了。國王也快死了，他再也沒有時間讀他們給他帶來的那一本書了。

  我所尋找的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它能回答所有困擾我的問題，如此一來，一切問題都能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阻礙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了。我讀了又讀，從古典哲學家轉向現代哲學家，認為在他們之中，也許我能找到我想要的東西。而哲學家們之間意見也不太一致。我發現，他們作品中的批判部分令人信服，但對於建設性的部分，儘管我經常看不到其缺點，卻意識到，它們沒法使我接受。這種印象使我想到，儘管哲學家們有學問、邏輯、派別，他們接受這樣或那樣的信念，不是因為理性的引導，而是因為性情的迫使。否則，我就無法理解，在經歷了這麼長時間之後，他們彼此之間如何產生如此深刻的差別。我不知道在哪兒讀到，費希特（Fichte）曾說過，一個人的哲學取決於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突然想到，也許我在尋找一種找不到的東西。在我看來，哲學中不存在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真理，但只存在一個真理，即與每個人的個性相一致的真理。那麼對我來說，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縮小搜索範圍，尋找一些其哲學體系與我相適應的哲學家，因為這位哲學家與我是同一類人。他所給出的用於解決我困惑的問題的答案，必須使我滿意，因為它們是符合我性情的唯一可能的答案。

  有一段時間，我深為實用主義者所吸引。英國著名大學的學者們寫了不少形上學的著作，然而我並沒如期望的那樣從中受益。在我看來，他們似乎太紳士了，不可能是很好的哲學家。我不禁懷疑，他們有時會因為怕冒犯與他們有社交關係的同事的脆弱情感，而無法進行合乎邏輯的論辯。實用主義者精力充沛，他們非常活躍。其中最重要的哲學家都文筆不錯，我無法徹底理解的問題，在他們筆下顯得簡潔明了。但是，儘管我很願意相信，我卻不能使自己像他們那樣相信，真理不過是我們為滿足自己的實際需要而創造的。我認為所有知識都是基於感性體驗的，在我看來，這種感性體驗似乎是上天賦予的，無論是否合適，都必須接受。如果「相信上帝存在」能給予我安慰，那上帝就是存在的，對於這個論點我也不會覺得舒服。我對實用主義者不再感興趣了。我發現柏格森（Bergson）讀起來很好，但令人難以信服。在貝奈載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身上，我也沒有發現任何與我目的相符的東西。另一方面，我發現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一位使我非常滿意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容易理解，英語也很好。我懷著欽佩之情拜讀他的著作。

  我非常願意接受他作為我的尋找嚮導。他具有世間的智慧和常識。他能容忍人性的脆弱。但我及時發現，他是一個對這條路沒有什麼把握的嚮導。他心緒不寧，就像一個建築師，當你想要一所房子住的時候，他先說服你用磚塊建造它，然後在你面前擺出一堆不錯的理由，說明它為什麼應該用石頭建造。但當你同意了，他就會以同樣好的理由，來證明唯一能使用的材料是鋼筋混凝土。與此同時，你卻沒有一個棲身之所。我在尋找一種哲學體系，就像布拉德萊（Bradley）的哲學體系一樣，既前後一致又自成體系。在這種體系中，一個部分必然依附於另一部分，這樣，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除非整個體系崩潰。這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給不了我的。

  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永遠找不到我想要的那本完整而又令人滿意的書，因為那樣的書只能是我自己的一種表達。因此，與其說是出于謹慎，不如說是出於勇氣，我下定決心，一定要為自己而寫這本書。我找出了大學生要取得哲學學位的必讀書目，然後苦讀了一遍。我想，這樣我至少應該為自己寫書打下一個基礎。在我看來，我四十年（當有這個想法時，我四十歲）里學習積累的關於世界的知識，以及正準備花幾年的時間勤奮研讀哲學文獻，我應該有能力去寫我心中所構想的那本書。我意識到，這本書除了對我自己，其價值不過如此：它可能為一個善于思考的人勾勒出一幅其「靈魂」（找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詞）的清晰畫像，與通常被歸於專業哲學家的那些人相比，他的生活更充實，人生體驗也更豐富。我很清楚，自己沒有形上學的思辨天賦。我想從各處汲取理論，不僅滿足我的思想，而且還能滿足比我的思想更重要的東西——所有的本能、情感和根深蒂固的偏見（這些偏見如此緊密整合，以至於很難將其與本能區分開來），並且用這些理論創造出一個對我有效的哲學體系，使我能夠追尋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我讀的書越多，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就越複雜，我就越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那些哲學雜誌使我感到特別沮喪，在這些雜誌里，我發現一些主題討論得極為詳盡，顯然這些主題很重要，但這對仍在哲學黑暗中摸索的我來說，卻顯得有些瑣碎。他們處理主題的方式、邏輯工具、每一個觀點被論證或反駁時的謹慎、每個作者在初次使用時所定義的術語、引用的權威，都向我證明了哲學。無論如何，都是專家之間要處理的事情。外行不太可能理解其中的微妙之處。我需要二十年的時間來準備寫我構想的那本書，等到寫完的時候，我可能會像安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故事裡的國王一樣，躺在將死的病床上，至少對我來說，我所付出的努力將不再有什麼用了。

  我放棄了這個想法，現在我所能展示的努力成果，就是當時寫的一些雜亂無章的筆記。我不要求這些筆記甚至其中的文字有什麼獨創的地方。我就像一個流浪漢，用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東西裝扮自己——仁慈的農婦給的褲子，從稻草人身上扒下的外套，從垃圾箱裡翻出的不成雙的靴子，還有路上撿到的帽子。儘管是一堆破衣爛衫，他卻穿得很舒服，可能不好看，但他發現它們很適合自己。當他經過一位穿著考究的藍色西裝、頭戴一頂新帽、皮鞋擦得鋥亮的紳士時，他覺得紳士看起來高貴氣派，但他不確定，自己若穿上那身整潔體面的華服，是否會像穿著破衣爛衫那樣輕鬆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