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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作家必須問問自己，除了對自己，他寫的東西是否還有什麼價值。問題現在看起來可能很迫切，因為至少對我們身處其中的人來說，世界處於動盪不安和悲慘之中，以前並不是這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我從來就不想只成為一個作家，我希望過完整的生活。我一直惴惴不安，而且意識到：我有責任為公眾的福祉盡一份力量，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天性傾向於遠離各種公共活動，我曾極不情願地參加了一些委員會的工作，這些委員會的目的是實現某種暫時利益。我認為自己的一生還不夠長，無法把寫作學好，因此不願意把實現心中目標所需要的時間花在其他活動上。我從沒能夠說服自己——其他還有什麼事情更重要。但是，當數百萬人仍生活在飢餓的邊緣，當自由在很多有人居住的地方瀕於消亡或已不存在，當可怕的連年戰爭使大批人的幸福感達到了最低值，人們變得心煩意亂，因為他們看不到生命的任何價值和希望。多個世紀以來，這些價值和希望曾支撐他們度過苦難的歲月，如今看起來似乎很是虛幻。因此，人們很難不去捫心自問：寫劇本、寫故事、寫小說是否是徒勞無益的？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答案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天生就這樣，以至於別無選擇。我們寫作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寫作，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寫作。世界上可能還有其他更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我們必須要從創造的重負中解放靈魂。儘管羅馬火光沖天，我們必須繼續前行。別人可能看不起我們，因為我們都沒有幫著拎一桶水，我們幫不上這個忙，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對付一隻水桶。此外，熊熊烈焰令我們興奮不已，使我們心中湧起萬語千言。

  然而，作家有時也參與政治活動。作為作家，這一影響是有害的。我沒有注意到作家們的意見對事務的處理有很大的影響。我唯一能記得的一個特例是迪斯累里（Disraeli）。但就他而言，可以說，寫作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政治進步的一種手段。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專業化的時代，我有一個觀念，總的來說，工匠（指作家）是在盡力堅持到他的最後一個目標。

  

  因為我聽說德萊頓（Dryden）是研究了蒂洛森（Tillotson）才學會寫英文的，所以我讀了這位作家的幾段文章，並讀到了一段話，這段話在這件事上給了我一些安慰。他是這樣說的：「我們應當高興，因為那些適合在政府做事的人，當需要他們時，願意承擔起政府賦予他們的重任。是的，也要非常感謝他們，因為他們費盡苦心，耐心管理，把這些作為公眾人物的生活。因此，有一些人是為這所生、為這而長的，這對世界來說是件幸事。而遵守習俗使這一切變得容易，或者至少對他們來說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比較虔誠，比較悠閒，比較喜歡沉思默想，那麼他的優點就是他不會為許多事情分心。他們的思想和感情都集中在一件事上，他們全部的感情和力量都向一個方向涌動。他們所有的思想和努力都是在於偉大的目標和設計，這使他們的生活成為一個整體，並始終與自身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