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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界不是特別看重我的作品，我認為這很自然。在戲劇中，我發現自己身處傳統模式比較自在。作為一名小說作家，我能穿越無數世代，追溯到故事的講述者，他們在新石器時代人類藏身的洞穴中圍火而坐。我要講一些故事，而且我有興趣來講述它們。對我而言，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充分的主題目標。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故事被知識分子所鄙視。我曾閱讀過很多關於小說藝術的書籍，它們都認為情節沒有什麼價值。（順便說一下，我想說，我無法理解一些聰明的理論家在故事和情節之間所劃分出的明顯界限。情節僅僅是故事安排的模式。）從這些書中，你會斷定，情節只是對聰明的作者的一種阻礙，是對公眾愚蠢要求的讓步。事實上，有時候你可能會認為最好的小說家是散文家，唯一完美的短篇小說是由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和赫茲里特（Hazlitt）寫的。

  但是，聽故事的快樂與人性一樣自然，與欣賞舞蹈和觀看作為戲劇前身的啞劇時感受到的快樂是一樣的。偵探小說的流行表明這一點並沒有被削弱。最有才智的人們讀偵探小說，當然，是抱著屈尊的態度，但他們還是讀了。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心中認可的心理小說、教育小說、心理分析小說不能滿足他們這種特殊的需求，他們為何要去讀呢？有許多聰明的作家，他們頭腦中都有各種各樣可以講述的好東西，並且有天賦創造活靈活現的人物，但他們創造好了這些人物，卻不知道究竟要怎麼處理他們。他們沒法構思出一個可信的故事。就像所有作家一樣（在所有作家身上都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他們把自己的局限性當作優點，或者告訴讀者他可以自己想像會發生什麼，或者斥責他好奇心太重。他們聲稱，生活中的故事不會結束，情景也並沒有圓滿，鬆散的結局也還是懸而未決。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因為至少死亡結束了我們所有的故事。但就算這是真的，它也不是一個好的論據。

  小說家聲稱自己是藝術家，而藝術家並不複製生活，他會根據自己的目的，對生活做出安排。就像畫家用他的畫筆和他的色彩來思考一樣，小說家用他的故事進行思考。雖然他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對生活的看法，還有他的個性，都是作為一系列人類行為而存在的。當你回顧過去的藝術時，你一定會注意到藝術家很少賦予現實主義太多的價值。總的來說，他們把大自然作為一種形式上的裝飾，在想像力無比豐富，馳騁得太遠，需要回歸現實的時候，他們時不時地會直接地複製自然。在繪畫和雕塑中，甚至可以說，與現實非常接近往往宣告了某一流派的衰落。在菲狄亞斯（Phidias）的雕塑中，你已經看到了《望樓的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的單調沉悶，以及在拉斐爾（Raphael）的《波爾塞納的奇蹟》（Miracle at Bolsano）中，布格羅（Bouguereau）的乏味無趣。藝術只有通過強加於自然一種新規約才能獲得新的活力。

  但那只是順便一提而已。

  讀者自然希望知道，引發其興趣的人會發生什麼，而情節就是你用來滿足這種欲望的手段。構思一個好的故事顯然並不容易，但其困難性並不能成為對其輕視的理由。好的故事應該具備主題需要的連貫性和充分的可能性。它應該自然地表現人物性格的發展，這是當今小說的主要關注點。它應該具有完整性，以便在情節最終展開時，不再有人對故事中的人物提出疑問。它應該像亞里士多德的悲劇一樣有開端、發展和結尾。情節的主要用途似乎是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這是引導讀者興趣的一條線索。這可能是小說中最重要的東西了，作者通過興趣的導引，使讀者從一頁翻到另一頁，也是通過興趣的導引，使讀者產生了作者所期待的情緒。作者總是採用一些似乎不太正當的手段，但他絕不能讓讀者察覺到自己這樣做了。並且通過操縱故事的情節，他可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這樣讀者就不會察覺到他的「暴行」。我不是在寫關於小說的專業論文，所以我不需要列舉小說家用來達到這一目標所使用的手段。但這種對讀者興趣的引導有怎樣的效果，對它的疏忽有怎樣的害處，在珍妮·奧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和《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她如此堅定地沿著簡單的故事路線引導讀者，她不會停下來想想，埃莉諾（Elinor）其實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瑪麗安（Marianne）就是一個傻瓜，而那三個人是毫無生氣的假人。福樓拜（Flaubert）的目標在於嚴格的客觀性，所以他很少去引導讀者的興趣，他甚至對各種角色的命運完全無動於衷。這使他的小說很難閱讀。我想不出還有哪位作家有著如此多的優點，卻給人留下如此模糊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