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語 文01

  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個大進步。（一）有語言，然後人類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語言，然後這一個人的意思，能夠傳達給那一個人。而（甲）不須人人自學。（乙）且可將個人的行為，化作團體的行為。單有語言，還嫌其空間太狹，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以擴充其作用。總之，文字語言，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把人類聯結為一的。人類是非團結不能進化的，團結的範圍愈廣，進化愈速，所以言語文字，實為文化進化中極重要的因素。

  請記住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以語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語言，這是在語言文字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看起來是如此。在語言文字萌芽之始，則並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勢。中國文字中的「看」字，義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勢語的遺蹟。與語言同表一種意象的，則有圖畫。圖畫簡單化，即成象形文字。圖畫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讀音。圖畫更無論了。到後來，事物繁複，身勢不夠表示，語言乃被迫而增加。語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圖畫及象形文字，則不能為無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數極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語言表示，業已成為習慣，於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語言。文字既改為代表語言，自可用表示聲音之法造成，而不必專於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國文字的構造，舊有六書之說。即（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種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種為文字減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種是造字之法。

  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①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按許氏說倉頡造字，又說倉頡是黃帝之史，這話是錯的。其餘的話，則大概不錯。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國文字中，實具有字母的作用（舊說謂之偏旁）。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中，只有象形一種是文，餘三種都是字。

  象形就是畫成一種東西的形狀，（此字須橫看。，《說文》：「象臂脛之形。」按此所畫系人的側面，而又略去其頭未畫。，上系頭，中系兩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並而為一。，《說文》：「象人形。」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畫其頭。只有「子」字是連頭畫出的。案：畫人無不畫其頭之理，畫人而不畫其頭，則已全失圖畫之意矣。於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圖畫的區別）等字。（一）天下的東西，不都有形可畫。（二）有形可畫的，其形亦往往相類。畫的詳細了，到足以表示其異點，就圖畫也不能如此其繁。於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於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倘使不加說明，看了他的形狀，是萬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測，亦必極其模糊。此為象形文字與圖畫的異點。象形文字所以能脫離圖畫而獨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決不能多。

  指事：舊說是指無形可象的事，如人類的動作等。這話是錯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兩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說文》所舉的例，是「上」「下」兩字。衛恆《四體書勢》說「在上為上，在下為下」，其語殊不可解。我們看《周官》保氏《疏》說「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才知道《四體書勢》，實有脫文。《說文》中所載古文兩字，乃係省略之形。其原形當如篆文作。一畫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畫之上，或一畫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這一畫，並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個界畫。《說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

  會意的會訓合。會意，就是合兩個字的意思，以表示一個字的意思。如《說文》所舉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此法所造的字，還是不能多的。只有形聲字，原則上是用兩個偏旁，一個表示意義，一個表示聲音。凡是一句話，總自有其意義，亦自有其聲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費心思，只要就本語的意義，本語的聲音，各找一個偏旁來表示他就夠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於了解。而且其意義，反較象形、指事、會意為確實。所以有形聲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於無窮」。

  轉註：《說文》所舉的例，是「考」「老」兩字。聲音相近，意義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話，後來分化為兩句的。語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自亦當跟著語言的分化而分化。這就是昔人的所謂轉注（「夥」「多」兩字，與「考」「老」同例）。

  假借則因語言之用，以聲音為主。文字所以代表語言，亦當以聲音為主。語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還要讀出聲音來。耳朵聽了（等於聽語言），而明白其意義。如此，意義相異之語，只要聲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來代表他。於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雖造了，仍廢棄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為文字之所以減少。若無此例，文字將繁至不可勝識了。

  六書之說，見於許《序》及《漢書·藝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之說（作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昔人誤以為造字之法，固屬大謬。即以為保氏教國子之法，亦屬不然。教學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識其形，明其音義，可以應用，斷無涉及文字構造之理。以上所舉六書之說，當系漢時研究文字學者之說。其說是至漢世才有的。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與《漢書·藝文志》所說太史以六體試學童的六體是一，乃係字的六種寫法，正和現在字的有行、草、篆、隸一樣（《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作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十八字，定系後人竄入。惟保氏六書和太史六體是一，所以說亦著其法，若六書與六體是二，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書說中國文字的構造，其實是粗略的（讀拙撰《字例略說》可明。商務印書館本）。然大體亦尚可應用。

  舊時學者的風氣，本來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誤以六書為倉頡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時視為神聖事業的，更無人敢於置議。其說遂流傳迄今。

  《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可見倉頡只是一個會寫字的人。然將長於某事的人，誤認作創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誤（如暴辛公善塤②，蘇成公善篪③，《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已駁其繆。見《詩·何人斯疏》）。因此，生出倉頡造字之說。漢代緯書，皆認倉頡為古代的帝皇（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二章，商務印書館本）。

  又有一派，因《易經·繫辭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蒙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認為上古聖人，即是黃帝。司記事者為史官，因以倉頡為黃帝之史。其實二者都是無稽的。還有《尚書》偽孔安國《傳序》，以三墳為三皇之書，五典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就說文字起於伏羲時，那更是無據之談了。文字有形、音、義三方面，都是有變遷的。形的變遷，又有改變其字的構造和筆畫形狀之異兩種，但除筆畫形狀之異一種外，其餘都非尋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義，每為尋常人所不知。至於字形構造之變，則新形既行，舊形旋廢，人並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謂文字變遷，大概是指筆畫形狀之異。其大別為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五種。

  一、篆書是古代的文字，流傳到秦漢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簡牘之上，所以謂之篆書（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體的不同，而分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種。大篆，又稱為籀④文。《漢書·藝文志》，小學家有《史籀》十五篇。自註：「周宣王太史作。」《說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又說：「《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然則大篆和小篆，大同小異。現在《說文》所錄籀文二百二十餘，該就是其相異的。其餘則與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後通行的字。大篆該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於古文，則該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傳的文字，不見於《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說得出他字形構造之由，奇字則否。所謂古文，不過如此。

  《漢書·藝文志》、《景十三王傳》、《楚元王傳》載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都說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許多古文經傳。其說本屬可疑。因為（一）秦始皇焚書，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書，規模頗大，度非一二人所為。不應其事遂無人知，而有待於魯恭王從無意中發現。（二）假使果有此事，則在漢時實為一大事。何以僅見於《漢書》中這三處，而他書及《漢書》中這三處以外，絕無人提及其事（凡歷史上較重大之事，總和別的事情有關係的，也總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見於各處）。此三處：《魯恭王傳》，不將壞孔子宅之事，接敘於其好治宮室之下，而別為數語，綴於傳末，其為作傳時所無有（傳成之後，再行加綴於末）。顯而易見。《移讓太常博士》，本系劉歆所說的話。《藝文志》也是以劉歆所做的《七略》為本的。然則這兩篇，根本上還是劉歆一個人的話。所以漢代得古文經一事，極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還不過說是得古文經；古文經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經不同而已，並沒有說古文經的字，為當時的人所不識。

  到王充作《論衡》，其《正說篇》，才說魯恭王得百篇《尚書》，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尚書·偽孔安國傳序》，則稱孔壁中字為「蝌蚪書」。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據伏生所傳的《尚書》，考論文義（意謂先就伏生所傳各篇，認識其字，然後再用此為根據，以讀其餘諸篇），才能多通得二十五篇。這純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並無此說。凡文字，總是大眾合力，於無形中逐漸創造的，亦總是大眾於無形之間，將其逐漸改變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頒諸公眾，令其照用，古無此事。亦不會兩個時代中，有截然的異同，至於不能相識。

  二、篆書是圓筆，隸書是方筆。隸書的初起，因秦時「官獄多事」（《漢志》語。官指普通行政機關，獄指司法機關），「令隸人佐書」（《四體書勢》語），故得此名。徒隸是不會寫字的人，畫在上面就算，所以筆畫形狀，因此變異了。然這種字寫起來，比篆書簡便得多，所以一經通行，遂不能廢。初寫隸書的人是徒隸，自然畫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觀。既經通行，寫的人就不僅徒隸了。又漸求其美觀。於是變成一種有挑法（亦謂之波磔⑤）的隸書。當時的人，謂之八分書。帶有美術性質的字，十之八九都用它。

  三、其實用的字，不求美觀的，則仍無挑法，謂之「章程書」。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正書。所以八分書是隸書的新派，無挑法的系隸書的舊派。現在的正書，系承接舊派的，所以現在的正書，昔人皆稱為隸書。王羲之，從來沒有看見他寫一個八分書，或者八分書以前的隸字，而《晉書》本傳，卻稱其善隸書。

  四、正書，亦作真書，其名系對行草而立。草書的初起，其作用，當同於後來的行書。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使原造憲令，草藁⑥未上，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所謂草藁，就是現在所謂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認得，不給別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寫得將就些。這是大家都這樣做的，本不能算創造一種字體，自更說不上是誰所創造。到後來，寫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務求其美觀。於是草書的字體，和真書相去漸遠。馴致只認得真書的人，不能認得草書。於是草書距實用亦漸遠。然自張芝以前，總還是一個一個字分開的。到張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認識了。後人稱一個一個字分開的為章草，張芝所創的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書稍遠。（甲）學的人，幾乎在正書之外，又要認識若干草字。（乙）偶然將草稿給人家看，不識草字的人，亦將無從看起（事務繁忙之後，給人家看的東西，未必一定能謄真⑦的）。草書至此，乃全不適於實用。然起草之事，是決不能沒有的。於是另有一種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謂行書。行書之名，因「正書如立，行書如行」而起。其寫法亦有兩種：（子）寫正書的人，把他寫得潦草些，是為真行。（丑）寫草書的人，把他寫得凝重些，是為行草（見張懷瓘《書議》）。從實用上說，字是不能沒有真草兩種，而亦不能多於真草兩種的。因為看要求其清楚，寫要求其捷速；若多於真草兩種，那又是浪費了（孟森說）。中國字現在書寫之所以煩難，是由於都寫真書。所以要都寫正書，則由於草書無一定的體式。草書所以無一定的體式，則因字體的變遷，都因美術而起。美術是求其多變化的，所以字體愈寫愈紛歧。這是因向來講究寫字的人，多數是有閒階級；而但求應用的人，則根本無暇講究寫字之故。這亦是社會狀況所規定。

  今後社會進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實用上，斷不能如昔日僅恃潦草的正書。所以制定草體，實為當務之急。有人說：草體離正書太遠了，幾乎又要認識一種字，不如用行書。這話，從認字方面論，固有相當的理由。但以書寫而論，則行書較正書簡便得沒有多少。現在人所寫潦草的正書，已與行書相去無幾。若求書寫的便利，至少該用行草。在正書中，無論筆畫如何繁多的字，在草書里，很少超過五畫的。現在求書寫的便利，究竟該用行書，還該用草書，實在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至於簡筆字，則是不值得提倡的。這真是徒使字體紛煩，而書寫上仍簡便得有限（書寫的煩難，亦由於筆畫形狀的工整與流走，不盡由於筆畫的多少）。

  中國現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說文》一書為大宗。此書所載，百分之九十幾，系秦漢時通行的篆書。周以前文字極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於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後人的解釋，亦不能保其沒有錯誤。亡清光緒二十四五年間，河南安陽縣北的小屯，發現龜甲、獸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據後人考證，其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殷墟。認其字為殷代文字。現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但自民國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合作發掘以前所發現之品，偽造者極多（詳見《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所載《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又吳縣所出《國學論衡》某冊所載章炳麟之言，及《制言雜誌》第五十期章炳麟《答金祖同論甲骨文第二書》）。所以在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者外，最好不必信據，以昭謹慎。

  古人多造單字，後世則單音語漸變為複音，所增非復單音的字，而是複音的辭。大抵春秋戰國之時，為增造新字最多的時代。《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這就是說：從前寫字的人，遇見寫不出的字，還空著去請教人，現在卻沒有了，都杜造一個字寫進去。依我推想起來，孔子這種見解，實未免失之於舊。因為前此所用的文字少，寫來寫去，總是這幾個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問之他人。現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語言，向來沒有文字代表它的，亦要寫在紙上。既向無此字，問之於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

  （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謀。（二）就舊字也有（甲）訛，（乙）變。一時文字，遂頗呈紛歧之觀。《說文解字·序》說七國之世，「文字異形」，即由於此。然（子）其字雖異，其造字之法仍同；（丑）而舊有習熟的字，亦決不會有改變；大體還是統一的。

  所以《中庸》又說：「今天下，」「書同文。」《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此即許《序》所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此項法令，並無效驗。《漢書·藝文志》說：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四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這似乎是把三書合而為一，大體上把重複之字除去。假定其全無復字，則秦時通行的字，共得三千三百。然此三書都是韻文，除盡復字，實際上怕不易辦到，則尚不及此數。而《說文》成於後漢時，所載之字，共得九千九百一十三。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數實不多，而音義相同之字，則不勝枚舉。可見李斯所奏罷的字，實未曾罷，如此下去，文字勢必日形紛歧。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幸得語言從單音變為複音，把這種禍患，自然救止了。用一個字代表一個音，實在是最為簡易之法。因為複音辭可以日增，單音字則只有此數。識字是最難的事，過時即不能學的。單音無甚變遷，單字即無甚增加，亦無甚改變。讀古書的，研究高深文學的，所通曉的辭類及文法，雖較常人為多，所識的單字，則根本無甚相異。認識了幾千個字，就能讀自古至今的書，也就能通並時的各種文學，即由於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實在是中國文字的一個進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語言的代表。這亦是文字進化到相當程度，然後實現的。最初並非如此。

  《說文》：犙⑧，三歲牛。（左馬右八），馬八歲。犙從參聲，（左馬右八）從八聲，筆之於書，則有牛馬旁，出之於口，與「三八」何異？聽的人焉知道是什麼話？然則「犙」決非讀作參，（左馬右八）決非讀作八；犙（左馬右八）兩字，決非代表參八兩個音，而系代表三歲牛，馬八歲兩句話。兩句話只要寫兩個字，似乎簡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純一之例破壞，總是弊余於利的。所以寧忍書寫之煩，而把此等字淘汰去。這可見自然的進化，總是合理的。新造的氱⑨氮等字，若讀一音，則人聞之而不能解，徒使語言與文字分離，若讀兩音，則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條例破壞，得不償失。這實在是退化的舉動。所以私智穿鑿，總是無益有損的。

  語言可由分歧而至統一，亦可由統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統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統一而至分歧，則由交通不便，語音逐漸訛變；新發生的事物，各自創造新名；舊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語音，（二）詞類，都可以逐漸分歧。只有語法，是不容易變化的。中國語言，即在此等狀況下統一，亦即在此等狀況下分歧。所以語音、詞類，各地方互有不同，語法則無問題。

  在崇古的時代，古訓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訓，須讀古書。古書自無所謂不統一。古書讀得多的人，下筆的時候，自然可即寫古語。雖然古語不能盡達現代人的意思。然（一）大體用古語，而又依照古語的法則，增加一二俗語；（二）或者依據古語的法則，創造筆下有而口中無的語言；自亦不至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統一，語言分歧的現象。論者多以此自豪。這在中國民族統一上，亦確曾收到相當的效果。然但能統一於紙上，而不能統一於口中，總是不夠用的。因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筆代口。（二）文字的進化，較語言為遲，總感覺其不夠用。（三）文字總只有一部分人能通。於是發生（一）語言統一，（二）文言合一的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