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住 行01

  住居，亦因氣候地勢的不同，而分為巢居、穴居兩種。

  《禮運》說：「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見上章）《孟子》亦說：「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滕文公·下篇》）大抵溫熱之地為巢，干寒之地，則為營窟。巢居，現在的野蠻人，猶有其制。乃將大樹的枝葉，接連起來，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將樹幹鑿成一級一級的，以便上下。亦有會造梯的。人走過後，便將梯收藏起來。《淮南子·本經訓》所謂「托嬰兒於巢上」，當即如此。後來會把樹木砍伐下來，隨意植立，再於其上橫架許多木材，就成為屋子的骨幹。

  穴居又分穴（上穴下復）兩種：（一）最初當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的。（二）後來進步了，則能於地上鑿成一個窟籠，而居其中，此之謂穴。古代管建設的官，名為司空，即由於此。（三）更進，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積起來，堆得像土窯一般，而於其上開一個窟籠，是之謂（上穴下復），亦作復。再進化而能版築，就成為牆的起源了。以棟樑為骨骼，以牆為肌肉，即成所謂宮室。所以直至現在，還稱建築為土木工程。

  中國民族，最初大約是湖居的。（一）水中可居之處稱洲，人所聚居之地稱州，州洲雖然異文，實為一語，顯而易見（古州島同音，洲字即島字）。（二）古代有所謂明堂，其性質極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讀惠棟《明堂大道錄》可見）。阮元說：這是由於古代簡陋，一切典禮，皆行於天子之後，後乃禮備而地分（《揅①經室集明堂說》），這是不錯的。《史記·封禪書》載公玉帶上《明堂圖》，水環宮垣，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為崑崙，正是島居的遺象。明堂即是大學，亦稱辟雍。辟壁同字，正謂水環宮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島嶼。（三）《易經》泰卦上六爻辭，「城復於隍②」。《爾雅·釋言》：「隍，壑也。」壑乃無水的低地。意思還和環水是一樣的。然則不但最初的建築如明堂者，取法於湖居，即後來的造城，必環繞之以濠溝，還是從湖居的遺制，蛻化而出的。

  文化進步以後，不借水為防衛，則能居於大陸之上。斯時借山以為險阻。讀第四、第八、第九三章，可見。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可以參考。再進步，則城須造在較平坦之地，而借其四周的山水以為衛，四周的山水，是不會周匝無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牆，於其平夷無險之處，加以補足，是之謂郭。郭之專於一面的，即為長城。城是堅實可守的，郭則工程並不堅實，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絕無守郭之事。即長城亦是如此。

  中國歷代，修造長城，有幾個時期。（一）為戰國以前。齊國在其南邊，造有長城，秦、趙、燕三國，亦在北邊造有長城。後來秦始皇把他連接起來，就是俗話所稱為萬里長城的。此時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漢朝，匈奴強大了，入塞的動輒千騎萬騎，斷非長城所能御；而前後兩呼韓邪以後，匈奴又賓服了，所以終兩漢四百年，不聞修造長城。魏晉時，北方喪亂，自然講不到什麼遠大的防禦規模。拓跋魏時，則於北邊設六鎮，借兵力以為防衛，亦沒有修造長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屢有修築。此為修造長城的第二時期。隋末，突厥強大了，又非長城所能御。後來的回紇、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無修築長城之事。（三）契丹亡後，北方的遊牧部族，不能統一，又成小小打搶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邊牆，從靜州起，迤邐東北行，達女真舊地。此為修造長城的第三時期。元朝自然無庸修造長城。（四）明時，既未能將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時亦不能統一。從元朝的汗統斷絕以後，至達延汗興起以前，蒙古對中國，並無侵犯，而只有盜塞的性質，所以明朝又修長城，以為防衛。現代的長城，大概是明朝遺留下來的。

  總而言之，小小的寇盜，屯兵防之，未免勞費，無以防之又不可。造長城，實在是最經濟的方法。從前讀史的人，有的稱秦始皇造長城，能立萬世夷夏之防，固然是夢話。有的議論他勞民傷財，也是胡說的。晁錯說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時使蒙恬新辟之土。至於其餘的長城，因戰國時秦、趙、燕三國之舊，繕修起來的，卻並沒有費什麼工力。所以能在短時間之內，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無法於短時間之內，造成延袤萬餘里的長城的。漢代的人，攻擊秦朝暴虐的很多，未免言過其實，然亦很少提及長城的，就是一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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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兩種。士大夫之居，前為堂，後為室。室之左右為房。堂只是行禮之地，人是居於室中的（室之戶在東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謂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隱，尊者居之，謂之奧。西北隅為光線射入之地，謂之屋漏。東北隅稱宦。宦養也，為飲食所藏。東南隅稱宦，亦深隱之義。室之中央，謂之中溜③，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時代，洞穴開口在上的遺象。古之牖即今之窗，是開在牆上的。其所謂窗，開在屋頂上，今人謂之天窗）。平民之居，據晁錯《移民塞下疏》說：「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漢書》注引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此即今三開間的屋。據此，則平民之居，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個堂。這個到現在還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廳事，即古人所謂堂。平民之家無有。以中間的一間屋，行禮待客，左右兩間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內之制。簡而言之，就是以室為堂，以房為室罷了。古總稱一所屋子謂之「宮」。《禮記·內則》說：「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一對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獨立的屋子。後世則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著許多進的堂和內，而前面只有一個廳事。這就是許多房和室，合用一個堂、包含在一個宮內，較古代經濟多了。這大約因為古代地曠人希，地皮不甚值錢，後世則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築，技術的關係淺，人人可以自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為之。後世則建築日益專門，非僱人為之不可（《論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樑，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坎，謂之土匠。」則在漢代，民間建築，亦已有專門的人）。這亦是造屋的人，要謀節省的一個原因。

  古人造樓的技術，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於城闕之上。闕是門旁牆上的小屋。天子諸侯的宮門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遠，所以亦謂之觀。《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即指此。古所謂縣法象魏者，亦即其地。魏與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築高，所以稱之為魏。象字當本指法象言，與建築無涉。因魏為縣法之地，單音字變為複音詞時，就稱其地為象魏了。

  《爾雅·釋宮》：「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謂之榭。陝而修曲曰樓。」（陝同狹）《注》云：「台，積土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樓乃榭之別名，不過其形狀有正方修曲之異而已，這都是供游觀眺望之所，並不是可以住人的。《孟子·盡心下篇》：「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注》說：「上宮，樓也。」這句話恐未必確。因為造樓之技甚拙，所以中國的建築，是向平面發展，而不是向空中發展的。所謂大房屋，只是地盤大，屋子多，將許多屋連接而成，而兩層三層的高樓很少。這個和建築所用的材料，亦有關係。因為中國的建築，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於傾圮。煉熟的土，即磚瓦，要好些，然其發達似甚晚。

  《爾雅·釋宮》：「瓴甋④謂之甓⑤」。「廟中路謂之唐」。「甓」即磚。《詩經·陳風》說「中唐有甓」，則磚僅用以鋪路。其牆，大抵是用土造的。土牆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錦。我們現在婚、喪、生日等事，以綢緞等物送人，謂之幛，還是這個遺俗；而紙糊牆壁，也是從此蛻化而來的。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說他蒸土以築統萬城，可見當時磚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磚砌，而要臨時蒸土呢？無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牆了。建築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築的不能保存，也有關係。因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於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漢口，即其殷鑑。

  建築在中國，是算不得發達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築史來，中國亦是其中的一系（東洋建築，有三大系統：（一）中國，（二）印度，（三）回教，見伊東忠太《中國建築史》，商務印書館本）。歷代著名的建築，如秦之阿房宮，漢之建章宮，陳後主的臨春、結綺、望春三閣，隋煬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⑥岳，清朝的圓明園、頤和園，以及私家的園林等，講究的亦屬不少。然以中國之大言之，究系滄海一粟。建築的技術，詳見宋朝的《營造法式》、明朝的《天工開物》等書。雖然亦有可觀，然把別種文明比例起來，則亦無足稱道。此其所以然：

  （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係役民為之，濫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講究禮，生活有一定的規範，苟非無道之君，即物力有餘，亦不敢過於奢侈。所以政治上相傳，以卑宮室為美談，事土木為大戒。

  （二）崇閎壯麗的建築，必與迷信為緣。中國人對於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臨時設壇或除地，根本便沒有建築。對於祖宗的祭祀，雖然看得隆重，然廟寢之制，大略相同。後世立家廟等，亦受古禮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東來，是不受古禮限制的，而且其教義很能誘致人使其布施財物。道家因之，亦從事於模仿，寺觀遂成為有名的建築，印度的建築術，亦因此而輸入中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一時亦呈相當的盛況。然此等迷信，宋學興起以後，又漸漸的淡了。現在佛寺道觀雖多，較之緬甸日本等國，尚且不逮。十分崇閎壯麗的建築，亦復很少，不過因其多在名山勝地，所以為人所讚賞罷了。

  （三）遊樂之處，古代謂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獸的。均系將天然的地方，劃出一區來，施以禁御，而於其中射獵以為娛，收其果實等以為利，根本沒有什麼建築物。所以其大可至於方數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見《孟子·梁惠王下篇》）。至於私家的園林，則其源起於園。園乃種果樹之地，因於其間疊石穿池，造幾間房屋，以資休憩，亦不是甚麼奢侈的事。後來雖有踵事增華，刻意經營的人，究竟為數亦不多，而且其規模亦不大。

  以上均系中國建築不甚發達的原因。揆厥由來，乃由於（一）政治的比較清明，（二）迷信的比較不深，（三）經濟的比較平等。以物質文明言，固然較之別國，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論，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個人的為學如是，社會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國雖比較好些，然又失之簡陋了。

  《日知錄·館舍》條說：「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亭林的足跡，所至甚多，而且是極留心觀察的人，其言當極可信。此等簡陋苟且，是不能藉口於節儉的。其原因安在呢？

  亭林說：是由於「國家取州縣之財，纖豪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這固然是一個原因。我以為（一）役法漸廢，公共的建築，不能征工，而必須僱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規制猶存，宋以後逐漸破壞（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設市還有定地，開市還有定期，宋以後漸漸不然，亦其一證），亦是重要的原因。從西歐文明輸入後，建築之術，較之昔日，可謂大有進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這確是文明進步之賜。惟住居與衣食，關係民生，同樣重要。處處須顧及大多數人的安適，而不容少數人恃其財力，任意橫行，和別種事情，也是一樣的。

  古代的居民，本來有一定的規劃。《王制》所謂「司空執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澤（看地形），時四時（看氣候）。」即其遺制。其大要，在於「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種，就建築多少人守衛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須的房屋。據此看來，現在大都市中的擁擠，就是一件無法度而不該放任的事情了。宮室的等級和限制，歷代都是有的（可參看《明史·輿服志》所載宮室制度）。依等級而設限制，現在雖不容仿效，然限制還是該有的。對外的觀瞻，也並不繫於建築的侈儉。若因外使來游，而拆毀貧民住居的房子，這種行為，就要成為隋煬帝第二了。

  講宮室既畢，請再略講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緊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這亦是所以供人居處，與宮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過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頓下便是坐。所以古禮跪而行之之時頗多。因為較直立反覺便利。其憑藉則用幾，據阮諶⑦《禮圖》，長五尺，廣一尺，高一尺二寸（《禮記·曾子問》《疏》引）。較現在的凳還低，寢則有床。所以《詩經》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後來坐亦用床。所以《高士傳》說：管寧居遼東，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當膝處皆穿（《三國魏志》本傳《注》引）。觀此，知其坐亦是跪坐。

  現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習。從西域輸入的。所坐的床，亦謂之胡床。從胡床輸入後，桌椅等物，就漸漸興起了。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

  《漢書·食貨志》說：「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顏師古說：「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這種火，大約是熅⑧火，是貧民之家的樣子。《左傳》昭公十年說，宋元公（為太子時），惡寺人柳，欲殺之。到元公的父親死了，元公繼位為君，柳伺候元公將到之處，先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到葬時，又有寵。又定公三年，說邾⑨子自投於床，廢於爐炭（《注》「廢，墮也」），遂卒。則貴族室中取暖皆用炭，從沒有用炕的。《日知錄》說：「《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則此俗源於東北夷。大約隨女真輸入中國北方的，實不合於衛生。

  論居處及所用的器物既竟，還要略論歷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兩種：孟子所謂「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滕文公上篇》）。蓋田獵之民所行。《易經·繫辭傳》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則農耕之民之俗。

  一個貴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個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區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後世的人說：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說齊有東郭壑間之祭者（《離婁下篇》）。即是墓祭。又說孔子死後，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滕文公上篇》），此即後世之廬墓。

  《禮記·曲禮》：「大夫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檀弓》：「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又說：「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古人視墳墓，實不為不重。大概知識程度愈低，則愈相信虛無之事。愈高，則愈必耳聞目見，而後肯信。所以隨著社會的開化，對於靈魂的迷信，日益動搖，對於體魄的重視，卻日益加甚。

  《檀弓》說：「延陵季子適齊。比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這很足以表示重視精神，輕視體魄的見解，怕反是吳國開化較晚，才如此的。

  如此，富貴之家，有權力的，遂盡力於厚葬。厚葬之意，不徒愛護死者，又包含著一種誇耀生人的心思，而發掘墳墓之事，亦即隨之而起。讀《呂覽·節喪》《安死》兩篇可知。當時墨家主張薄葬，儒家反對他，然儒家的葬禮，較之流俗，亦止可謂之薄葬了。學者的主張，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漢以後，厚葬之事，還書不勝書。且將死者的葬埋，牽涉到生人的禍福，而有所謂風水的迷信。死者無終極（漢劉向《諫成帝起昌陵疏》語），人人要保存其棺槨，至於無窮，其勢是決不能行的。

  佛教東來，火葬之俗，曾一時盛行（見《日知錄·火葬》條），實在最為合理。惜乎宋以後，受理學的反對，又漸漸的式微了。現在有一部分地方，設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費人力過多，似仍不如火葬之為得。不過風俗是守舊的，斷非一時所能改變罷了。交通、通信，向來不加區別。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

  交通是所以運輸人身，通信則所以運輸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後人的意思，可以離其身體而獨行，於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節省。又自電報發明後，意思的傳達，可以速於人身的運輸，於時間方面，節省尤大。

  交通的發達，是要看地勢的。水、陸是其大別。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遠洋的航行，又有區別。即陸地，亦因其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蠻時代，各部族之間，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時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頗險峻的。對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嶇的小路，異部族的人，很難於發現使用。《莊子·馬蹄篇》說：古代「山無徯隧10，澤無舟梁」。所指的，便是這時代。到人智稍進，能夠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漸和往昔不同了。

  中國的文化，是導源於東南，而發達於西北的。東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較北方為發達。西北多陸，所以陸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觀。陸路交通的發達，主要的是由牛馬的使用，和車的發明。此兩者，都是大可節省人力的。《易經·繫辭傳》說「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雖不能確定其在何時，然其文承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見黃帝、堯、舜時，車的使用，必已很為普遍了。

  車有兩種：一種是大車，用牛牽曳的，用以運輸。一種是小車，即兵車，人行亦乘之，駕以馬。用人力推曳的謂之輦。《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說夏時稱為余車，共用二十人，殷時稱胡奴車，用十人，周時稱為輜輦，用十五人。這是供戰時運輸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說文》：「輦，輓車也。從車

  。」訓並行，雖不必定是兩人，然其人數必不能甚多。這是民間運輸用的。貴族在宮中，亦有時乘坐。《周官》「巾車」記載王后的五路，有一種喚作輦車，即其物。此制在後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頗為修整。《考工記》：匠人，國中經塗九軌。野塗亦九軌。環塗（環城之道）七軌。《禮記·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俱可見其寬廣。

  古代的路，有一種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謂之馳道。非馳道則不能盡平。國中之道，應當都是馳道。野外則不然。古代田間之路，謂之阡陌，與溝洫相輔而行。所以《禮記·月令》《注》說：「古者溝上有路。」溝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說，是占地頗多的。雖亦要因自然的地勢，未必盡合乎準繩，然亦必較為平直。不過書上所說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實上未必盡能如此。

  《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行辟重（使載重之車讓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見驛路上還不能並行兩車。《儀禮·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11執披。」《注》云：「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左右抑揚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禮記·曲禮》：「送葬不避塗潦」，可見其路之不盡平坦。後人誇稱古代的道路如何寬平，恐未必盡合於事實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術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時時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時候，只是現在所謂獨木舟。《易經·繫辭傳》說「刳12木為舟，剡13木為楫」，《淮南子·說山訓》說「古人見剡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進，乃知集版以為舟。《詩經》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經》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又引《注》云：「舟謂集版，如今船，空大木為之曰虛，總名皆曰舟。」案：方、旁、比、並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為「方」，正因其比木為之之故。此即後世的「舫」字。能聚集許多木版，以成一舟，其進步就容易了。

  渡水之法，大抵狹小的水，可以乘其淺落時架橋。橋亦以木為之。即《孟子》所說的「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離婁下篇》）《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倚。」又說：「堤謂之梁。」《注》云：「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則後來亦用石了。較闊的水，則接連了許多船渡過去。此即《爾雅》所說的「天子造舟」，後世謂之浮橋。亦有用船渡過去的，則《詩經》所說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觀《禮記·祭義》，謂孝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可見。

  航行的技術，南方是勝於北方的。觀《左傳》所載，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晉飢，乞糶於秦，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為自水路運輸，此外泛舟之事極少。南方則吳楚屢有水戰，而哀公十年，吳徐承且率舟師自海道伐齊。可見不但內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經開始了。《禹貢》九州貢路，都有水道。《禹貢》當是戰國時書，可以窺見當時交通的狀況。

  從平地發展到山地，這是陸地交通的一個進步，可以騎馬的發達為征。古書不甚見騎馬之事。後人因謂古人不騎馬，只用以駕車。《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疏》引劉炫說，以為是騎馬之漸。這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