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 體01

  社會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國家就出現了。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團結的方法，只靠血緣，其時重要的組織，就是氏族，對內的治理，對外的防禦，都靠著它。世運漸進，血緣相異的人，接觸漸多，人類的組織，遂不復以血統相同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於血統相同的人。於是氏族進而為部落。統治者的資格，非復族長而為酋長。其統治亦兼論地域，開國家領土的先河了。

  從氏族變為部落，大概經過這樣的情形。在氏族的內部，因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潰。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為俘虜，使服勞役，是為奴隸。其但徵收其貢賦的，則為農奴。農奴、奴隸和主人之間，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強力鎮壓。因此，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發生變化。

  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為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轉近，而其與貴族相去轉遠（參看下章）。但平民總仍略有參政之權，農奴和奴隸則否。政權的決定，在名義上最後屬於一人的，是為君主政體。屬於較少數人的，是為貴族政體。屬於較多數人的，是為民主政體。這種分類之法，是出於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雖與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論古代的政體，則仍覺其適合。

  氏族與部落，在實際上，是不易嚴密區分的。因為進化到部落時代，其內部，總還保有若干氏族時代的意味。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於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於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統治，亦全本於親族關係的，則為氏族。其不然的，則為部落。因其兩者雜糅，不易區別，我們亦可借用《遼史》上的名詞，稱之為部族（見《營衛志》）。

  至於古代所謂國家，其意義全和現在不同。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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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兩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邦和封是一語。封之義為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些，以為標識，則謂之封。引申起來，任用何種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謂之封（如掘土為溝，以示疆界，亦可謂之封。故今遼寧省內，有地名溝幫子。幫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涇浜之浜字，亦當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謂之邦。古邦字和國字，意義本各不同。漢高祖名邦，漢人諱邦字，都改作國。於是國字和邦字的意義混淆了。現在古書中有若干國字，本來是當作邦字的。如《詩經》里的「日辟國百里」、「日蹙①國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時有贏縮，城郭是不能時時改造的（國與域同從或聲，其初當亦系一語，則國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為兩語了。古書中用國字域字，十之九，意義是不同的）。

  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然以大體言之，則君權之在中國，極為發達。君主的第一個資格，是從氏族時代的族長沿襲而來的，所以古書上總說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則為政治或軍事上之首領。其三則兼為宗教上之首領。所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等（《禮記·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為祭司之權，而《書經》上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權。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長，所以他的繼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長的繼承法。在母系社會，則為兄終弟及，在父系社會，則為父死子繼。當其為氏族族長時，無甚權利可爭，而其關係亦小，所以立法並不十分精密。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說周朝的繼承法，適庶相同則論年，「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兩個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時則甚難，何至辨不出長幼來，而要用德、卜等漫無標準的條件？可見舊法並不甚密。

  《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侄娣。適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春秋》以殷為質家，周為文家），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定得非常嚴密。這是後人因國君的繼承，關係重大而為之補充的，乃係學說而非事實。

  周厲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權不屬於一人，和歐洲的貴族政體，最為相像。案：《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②，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有君，實權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實際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還是有君的。至於魯昭公出奔，則魯國亦並未立君，季氏對於國政，絕不能一人專斷，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見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曾發達而成為一種制度。

  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蹟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破壞掉的。《周官》有大詢於眾庶之法，鄉大夫「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其事項：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案：《左傳》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公元年，吳召陳懷公，懷公亦朝國人而問，此即所謂詢國危；盤庚要遷都於殷，人民不肯，盤庚「命眾悉造於庭」，反覆曉諭。其言，即今《書經》里的《盤庚篇》。周太王要遷居於岐，「屬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謂詢國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爭立，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士伯立於乾祭（城門名），而問於介眾（介眾，大眾）。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納衛侯，衛人亦致眾而問。此即所謂詢立君。可見《周官》之言，系根據古代政治上的習慣，並非理想之談。

  《書經·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③。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龜，五筮，各占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凶，亦必系一種會議之法，並非隨意詢問。至於隨意詢問之事，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以及《管子》所謂嘖室之議等（見《桓公問篇》），似乎不過是周諮④博採，並無必從的義務。

  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蠻部落，內部和同，無甚矛盾，輿論自極忠實。有大事及疑難之事，會議時竟有須全體通過，然後能行，並無所謂多數決的。然則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竟有如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然明欲毀鄉校之事（見《左傳》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能不從，又理有可信了。原始的制度，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各方面的利害衝突既深，政治的性質亦益複雜，才變而由少數人專斷。這是普遍的現象，無足懷疑的。

  有人說：中國自古就是專制，國人的政治能力，實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殺史實。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蹟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內部的情形。至於合全國而觀之，則是時正在部族林立之世。從前的史家，率稱統一以前為封建時代，此語頗須斟酌。學術上的用語，不該太拘於文字的初詁。封建兩字，原不妨擴而充之，兼包列國並立的事實，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個封他的人。然列國本來並立，和有一個封他的人，兩者之間，究應立一區別。我以為昔人所謂封建時代，應再分為：（一）部族時代，或稱先封建時代。（二）封建時代。所謂封建，應指（甲）懾服異部族，使其表示服從。（乙）打破異部族，改立自己的人為酋長。（丙）使本部族移殖於外言之。

  中國以統一之早，聞於世界。然秦始皇的滅六國，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數，若更加以先史時期，則自秦至今的年代，凡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歷史上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在是到很晚的時期才出現的。

  從部族時代，進而至於封建時代，是從無關係進到有關係，這是統一的第一步。更進而開拓荒地，互相兼併，這是統一的第二步。這其間的進展，全是文化上的關係。因為必先（一）國力充實，然後可以征服他國。（二）亦必先開拓疆土，人口漸多，經濟漸有進步，國力方能充實。（三）又必開拓漸廣，各國間壤地相接，然後有劇烈的鬥爭。（四）而交通便利，風俗漸次相同，便於統治等，尤為統一必要的條件。所以從分立而至於統一，全是一個文化上的進展。向來讀史的人，都只注意於政治方面，實在是掛一漏萬的。要知道封建各國的漸趨於統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擴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說列國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五十里的為附庸（《孟子·萬章下篇》《禮記·王制》）。古文家則說：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這固然是虛擬之辭，不是事實（不論今古文和諸子書，所說的制度，都是著書的人，以為該怎樣辦所擬的一個草案，並不全是古代的事實），然亦必以當時的情勢為根據。

  《穀梁》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這是古代封土，必須有一個制限，而不容任意擴大的原因。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常為早一時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則較晚。秦漢時的縣，大率方百里（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可見方百里實為古代的一個政治區域，此今文家大國之封所由來。其超過於此的，如《禮記·明堂位》說：「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說：「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這都是後來開拓的結果，而說者誤以為初封時的事實的。列國既開拓至此，談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說的制度了。

  以事實言之：今文家所說的大國，在東周時代，已是小國。古文家所說的大國，則為其時的次等國。至其時的所謂大國，則子產稱其「地方數圻⑤」（圻同畿⑥，即方數千里，見《左傳》襄公三十五年）。《孟子》說：「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梁惠王上篇》）惟晉、楚、齊、秦等足以當之。此等大國，從無受封於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為當封建之國，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談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國，其實際，實即當時談封建制度者之所謂王。《禮記》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曾子問》），這只是古人的一個希望，事實上並不能如此。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是分為若干區域，每區域之中，各自有王的。所以春秋時吳、楚皆稱王，戰國時七國亦皆稱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稱。論其實，則在一國之內，有最高主權的，皆稱為君。（《禮記·曲禮》：「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其為一方所歸往的，即為此一區域中的王。《管子·霸言》說：「強國眾，則合強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則合小攻大以圖王。」此為春秋時吳楚等國均稱王，而齊晉等國僅稱霸的原因。因為南方草昧⑦初開，聲明文物之國少，肯承認吳楚等國為王；北方魯、衛、宋、鄭等國，就未必肯承認齊晉為王了。倒是周朝，雖然弱小，然其稱王，是自古相沿下來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對他；而當時較大之國，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親戚的關係，提起他來，還多少有點好感；而在國際的秩序上，亦一時不好否認他；於是齊桓、晉文等，就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了。

  霸為伯的假借字。伯的本義為長。《禮記·王制》說：「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這又是虛擬的制度，然亦有事實做根據的。凡古書所說朝貢、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內的規模（或者還更小於此。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說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這只是後世知縣的勸農）。後人擴而充之，以為行之於如《禹貢》等書所說的九州島之地，於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華山，冬天跑到恆山，無論其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從東跑到南，從南跑到西，從西跑到北，總之來不及），然其說自有所本。

  《公羊》隱公五年說：「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說所由來。分《王制》的九州為左右，各方一伯，古無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則不能謂無此事的。然則所謂八州八伯，恐亦不過就王畿之內，再分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個諸侯，各主一區而已。

  此項制度，擴而大之，則如《左傳》僖公四年，管仲對楚使所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等於《王制》中所說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實，然管仲之說，亦非憑空造作，亦仍以小規模的伯為根據。然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所牽連而及的，要達於《王制》所說的數州之廣，其規模雖又較大，而其霸主之稱，還是根據於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春秋時晉、楚、齊、秦等國，其封土，實大於殷周之初。其會盟征伐的規模，亦必較殷周之初，有過之無不及。特以強國較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不能稱王（吳楚等雖稱王，只是在一定區域之內，得其小國的承認）。

  至於戰國時，就老實不客氣，各自在其區域之中，建立王號了。然此時的局勢，卻又演進到諸王之上，要有一個共主，而更高於王的稱號，從來是沒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稱之為帝。齊湣⑧王和秦昭王，曾一度並稱東西帝；其後秦圍邯鄲，魏王又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為帝，即其事。

  此時研究歷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長，揀了五個人，稱之為五帝（所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⑨之稱，是人神相同的）。後來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揀了三個酋長，以說明社會開化的次序。更欲立一專名以名之，這卻真窮於辭了。乃據「始王天下」之義，加「自」字於「王」字之上，造成一個「皇」字，而有所謂三皇（見《說文》。皇王二字，形異音同，可知其實為一語）。至秦王政並天下，遂合此二字，以為自己的稱號，自漢以後，相沿不改。

  列國漸相吞併，在大國之中，就建立起郡縣制度來。

  《王制》說：「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說：「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可見內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來不該世襲的。事實上雖不能盡然，亦不必盡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權力擴張的時候。儻使天子在其畿內，大國的諸侯在其國內，能切實將此制推行，而於其所吞滅之國，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漸變為郡縣了。（一）春秋戰國時，滅國而以為縣的很多，如楚之於陳蔡即是。有些滅亡不見記載，然秦漢時的縣名，和古國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見其本為一國，沒入大國之中，而為其一縣。（二）還有卿大夫之地，發達而成為縣的。如《左傳》昭公二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是。（三）又有因便於戰守起見，有意設立起來的，如商君治秦，並小都、鄉、邑，聚以為縣是（見《史記·商君列傳》）。

  至於郡，則其區域本較縣為小，且為縣所統屬（《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其與縣分立的，則較縣為荒陋（《左傳》哀公二年，趙簡子誓師之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然此等與縣分立之郡，因其在邊地之故，其兵力反較縣為充足，所以後來在軍事上須要控扼之地，轉多設立（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皆見《史記》本傳）。事實上以郡統制縣，保護縣，亦覺便利，而縣遂轉屬於郡。戰國時，列國的設郡，還是在沿邊新開闢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等）。到秦始皇滅六國後，覺得到處都有駐兵鎮壓的必要，就要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體，沿襲了幾千年，斷無沒有反動之力之理。所以秦滅六國未幾，而反動即起。秦漢之間以及漢初的封建，是和後世不同的。在後世，像晉朝、明朝的封建，不過出於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為然。即封建之人，對於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過舍此別無他法，還想藉此牽制異姓，使其不敢輕於篡奪而已。受封者亦知其與時勢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見《唐書·長孫無忌傳》）。

  至於秦漢間人，則其見解大異。當時的人，蓋實以封建為當然，視統一轉為變局。所以皆視秦之滅六國為無道之舉，稱之為暴秦，為強虎狼之秦。然則前此為六國所滅之國如何呢？秦滅六國，當恢復原狀，為六國所滅之國，豈不當一一興滅繼絕嗎？倘使以此為難，論者自將無辭可對。然大多數人的見解，是不能以邏輯論，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爭的。所以秦亡之後，在戲下的諸侯，立即決定分封的方法。

  當時所封建的：是（一）六國之後。（二）亡秦有功之人。此時的封建，因漢高祖藉口於項王背約，奪其關中之地而起兵，漢代史家所記述，遂像煞是由項王一個人做主，其實至少是以會議的形式決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還無意間透露出一句真消息來，謂之「諸侯之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