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族 制01

  人是非團結不能生存的。當用何法團結呢？過去的事情，已非我們所能盡知；將來的事情，又非我們所能預料。我們現在只能就我們所知道的，略加說述而已。

  在有史時期，血緣是人類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人恆狃①於其所見聞，遂以此為人類團結唯一的因素，在過去都是如此，在將來也非如此不可了。其實人類的團結，並非是專恃血緣的。極遠之事且勿論，即上章所說的以年齡分階層之世，亦大率是分為老、壯、幼三輩（間有分為四輩的，但以分做三輩為最普通。《禮記·禮運》說：「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論語·雍也篇》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都是分為三輩），而不再問其人與人間的關係的。當此之時，哪有所謂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呢？《禮記·禮運》說：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左傳》載富辰的話，也說「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僖公二十四年）。可見親族關係，是後起的情形了。

  

  人類愈進步，則其分化愈甚，而其組織的方法亦愈多。於是有所謂血族團體。血族團體，其初必以女子為中心。因為夫婦之倫未立，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關係，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

  如上章所述，人類實在是社群動物，而非家庭動物。所以其聚居，並不限於兩代。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自己而下推，亦是如此。逐漸成為母系氏族。每一個母系氏族，都有一個名稱，是即所謂姓。一姓總有一個始祖母的，如殷之簡狄，周之姜嫄即是。簡狄之子契，姜嫄之子稷，都是無父而生的。因為在傳說中，此等始祖母，本來無夫之故。記載上又說她倆都是帝嚳②之妃，一定是後來附會的（契、稷皆無父而生，見《詩玄鳥》《生民》。《史記·殷周本紀》所載，即是詩說。據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所考證，太史公是用魯詩說的。姜嫄，簡狄，皆帝嚳之妃，見《大戴禮記·帝系篇》。《史記·五帝本紀》，亦用其說）。

  女系氏族的權力，亦有時在男子手中（參看下章）。此即所謂舅權制。此等權力，大抵兄弟相傳，而不父子相繼。因為兄弟是同氏族人，父子則異氏族之故。我國商朝和春秋時的魯國、吳國，都有兄弟相及的遺蹟（魯自莊公以前，都一代傳子，一代傳弟，見《史記·魯世家》），這是由於東南一帶，母系氏族消滅較晚之故（已見上章）。

  由於生業的轉變，財產和權力都轉入男子手中，婚姻非復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而為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見上章）。於是組織亦以男為主，而母系氏族遂變為父系氏族。商周自契稷以後，即奉契稷為始祖，便是這種轉變的一件史實。

  族之組織，是根據於血緣的。血緣之制既興，人類自將據親等的遠近，以別親疏。一姓的人口漸繁，又行外婚之制，則同姓的人，血緣不必親，異姓的人，血緣或轉相接近。所謂族與姓，遂不得不分化為兩種組織。

  族制，我們所知道的，是周代的九族：（一）父姓五服以內。（二）姑母和他的兒子。（三）姊妹和他的兒子。（四）女兒和他的兒子。是為父族四。（五）母的父姓，即現在所謂外家。（六）母的母姓，即母親的外家。（七）母的姊妹和她們的兒子。是為母族三。（八）妻之父姓。（九）妻之母姓。是為妻族二。這是漢代今文家之說，見於《五經異義》（《詩·葛藟③疏》引），《白虎通·宗族篇》同。古文家說，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為九族，此乃秦漢時制，其事較晚，不如今文家所說之古了。然《白虎通義》又載或說，謂堯時父母妻之族各三，周貶妻族以附父族，則今文家所說，亦已非極古之制。《白虎通義》此段，文有脫誤，堯時之九族，無從知其詳。然觀下文引《詩》「邢侯之姨」，則其中該有妻之姊妹。總而言之：族制是隨時改變的，然總是血緣上相近的人，和後世稱父之同姓為族人，混同姓與同族為一不同，則是周以前所同的。九族中人，都是有服的。其無服的，則謂之黨（《禮記·奔喪》鄭《注》），是為父黨，母黨，妻黨。

  同姓的人，因人口眾多，血緣漸見疏遠，其團結是否因此就鬆懈了呢？不。所謂九族者，除父姓外，血緣上雖然親近，卻不是同居的。同姓則雖疏遠而仍同居，所以生活共同，利害亦共同。在同居之時，固有其緊密的組織；即到人口多了，不能不分居，而彼此之間，仍有一定的聯結，此即所謂宗法。宗法和古代的社會組織，有極大的關係。今略述其制如下：

  （一）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個始祖。均系此始祖之後。

  （二）始祖的嫡長子，為大宗宗子。自此以後，嫡長子代代承襲，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後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窮困的卻亦可以受他的救濟。大宗宗子和族人的關係，是不論親疏遠近，永遠如此的，是謂大宗「百世不遷」。

  （三）始祖之眾子（嫡長子以外之子），皆別為小宗宗子。其嫡長子為繼禰④小宗。繼禰小宗的嫡長子為繼祖小宗。繼祖小宗的嫡長子為繼曾祖小宗。繼曾祖小宗的嫡長子為繼高祖小宗。繼禰小宗，親兄弟宗事他（受他治理，亦受他救濟）。繼祖小宗，從兄弟宗事他。繼曾祖小宗，再從兄弟宗事他。繼高祖小宗，三從兄弟宗事他。至四從兄弟，則與繼六世祖之小宗宗子，親盡無服，不再宗事他。是為小宗「五世則遷」（以一人之身論，當宗事與我同高、曾、祖、考四代的小宗宗子及大宗宗子。故曰：「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四）如此，則或有無宗可歸的人。但大宗宗子，還是要管理他、救濟他的。而同出於一始祖之人，設或殤與無後，大宗的宗子，亦都得祭祀他。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則活人的治理、救濟，死人的祭祀問題，都解決了。所以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大宗宗子無後，族人都當絕後以後大宗。

  以上是周代宗法的大略，見於《禮記·大傳》的。《大傳》所說大宗的始祖，是國君的眾子。因為古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禮記·郊特牲》謂不敢立其廟而祭之。其實大宗的始祖，非大宗宗子，亦不敢祭。所以諸侯和天子，大夫和諸侯，大宗宗子和小宗宗子，小宗宗子和非宗子，其關係是一樣的），所以國君的眾子，要別立一宗。鄭《注》又推而廣之，及於始適異國的大夫。據此，宗法之立，實緣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個承襲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隨其支派，立此節級的組織，以便管理。遷居異地的人，舊時的族長，事實上無從管理他。此等組織，自然更為必要了。

  觀此，即知宗法與封建，大有關係。因為封建是要將本族的人，分一部分出去的。有宗法的組織，則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間，就可保持著一種聯結了。然則宗法確能把同姓中親盡情疏的人，聯結在一起。它在九族之中，雖只聯結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聯結者，卻遠較九族之制為廣。怕合九族的總數，還不足以敵他。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嚴密的組織。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與此相類的制度。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顯著。因為氏族從母系轉變到父系，本是和鬥爭有關係的。父系氏族而有此廣大嚴密的組織，自然更能發揮其鬥爭的力量。我們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為最完備，周這個氏族，在鬥爭上是得到勝利的。宗法的組織，或者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有族制以團結血緣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團結同出一祖的人，人類因血族而來的團結，可謂臻於極盛了。然而當其極盛之時，即其將衰之候。這是什麼原因呢？社會組織的變化，經濟實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當進化尚淺之時，人類的互助，基於有合作而無分工。其後雖有分工，亦不甚繁複。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過多的人聯結在一起？所以人類聯結的廣大，是隨著分工的精密而進展的。分工既密之後，自能將毫不相干的人，聯結在一起。此等互相倚賴的人，雖然彼此未必相知，然總必直接間接，互相接觸。接觸既繁，前此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所以商業的興起，實能消除異部族間敵對的感情。分工使個性顯著。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發揮其所長，獲得致富的機會。氏族中有私財的人逐漸多，買賣婚即於此時成立。於是父權家庭成立了。

  孟子說：當時農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說者以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農民有弟，則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篇》），可見其家庭已和現在普通的家庭一樣了。士大夫之家，《儀禮·喪服傳》說大功同財，似乎比農民的家庭要大些。然又說當時兄弟之間的情形道：「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則業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財產，不過幾房之中，還保有一筆公款而已。其聯結實在是很薄弱的，和農夫的家庭，也相去無幾了。

  在當時，只有有廣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這因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異氏族，而食其租稅以自養的，所以宜於聚族而居，常作戰鬥的戒備。只要看《禮記》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謂公族者，是怎樣一個組織了。後來時異勢殊，這種組織，實已無存在的必要。然既已習為故常，就難於猝然改革。這是一切制度都有這惰性的。（二）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趨淫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僕，以及技術人員，非常眾多，其家庭遂特別大。這隻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然此等家庭，隨著封建的消滅，而亦漸趨消滅了。雖不乏新興階級的富豪，其自奉養，亦與素封之家無異，但畢竟是少數。於是氏族崩潰，家庭代之而興。

  家庭的組織，是經濟上的一個單位，所以是盡相生相養之道的。相生相養之道，是老者需人奉養，幼者需人撫育。這些事，自氏族崩潰後，既已無人負責，而專為中間一輩所謂一夫一婦者的責任，自然家庭的組織，不能不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了。幾千年以來，社會的生活情形，未曾大變，所以此種組織，迄亦未曾改變。

  看以上所述，可見族制的變遷，實以生活為其背景；而生活的變遷，則以經濟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為經濟是最廣泛，和社會上個個人都有關係；而且其關係，是永遠持續，無時間斷的。自然對於人的影響，異常深刻，各種上層組織，都不得不隨其變遷而變遷；而精神現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

  在氏族時代，分工未密，一個氏族，在經濟上，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團體。生活既互相倚賴，感情自然容易密切。不但對於同時的人如此，即對於以往的人亦然。因為我所賴以生存的團體，是由前人留遺下來的。一切知識技術等，亦自前輩遞傳給後輩。這時候的人，其生活，實與時間上已經過去的人關係深，而與空間上並時存在的人關係淺。尊祖、崇古等觀念，自會油然而生。此等觀念，實在是生活情形所造成的。後人不知此理，以為這是倫理道德上的當然，而要據之以制定人的生活，那就和社會進化的趨勢背道而馳了。

  大家族、小家庭等字樣，現在的人用來，意義頗為混淆。西洋人學術上的用語，稱一夫一婦，包括未婚子女的為小家庭；超過於此的為大家庭。中國社會，（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樣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於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則為罕有的現象了。趙翼《陔余叢考》，嘗統計此等極大的家庭，第四種。見於正史孝義，孝友傳的：《南史》三人，《北史》十二人，《唐書》三十八人，《五代史》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

  自然有（一）不在孝義、孝友傳，而散見於他篇的；（二）又有正史不載，而見於他書的；（三）或竟未見記載的。然以中國之大，歷史上時間之長，此等極大的家庭，總之是極少數，則理有可信。此等雖或由於倫理道德的提倡（顧炎武《華陰王氏宗祠記》：「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稱為義門者，往往而有。」可見同居之盛，由於理學家的提倡者不少），恐仍以別有原因者居多（《日知錄》：「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將近萬室。《北史·薛允傳》：為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夐⑤絕。」陳宏謀《與楊朴園書》：「今直省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則聚居之風，古代北盛於南，近世南盛於北，似由北齊之世，喪亂頻仍，民皆合族以自衛；而南方山嶺崎嶇之地進化較遲，土著者既與合族而居之時相去未遠；流移者亦須合族而居，互相保衛之故）。似可認為古代氏族的遺蹟，或後世家族的變態。然氏族所以崩潰，正由家族潛滋暗長於其中。此等所謂義門，縱或有古代之遺，亦必衰頹已甚。況又有因環境的特別，而把分立的家庭硬行聯結起來的。形式是而精神非，其不能持久，自然無待於言了。

  《後漢書·樊宏傳》，說他先代三世共財，有田300餘頃。自己的田地里，就有陂渠，可以互相灌注。又有池魚，牧畜，有求必給。「營理產業，物無所棄（這是因其生產的種類較多之故）。課役童隸，各得其宜。」（分工之法）要造器物，則先種梓漆⑥。簡直是一個大規模的生產自給自足的團體。歷代類乎氏族的大家族，多有此意。此豈不問環境所可強為？然社會的廣大，到底非此等大家族所能與之相敵，所以愈到後世，愈到開化的地方，其數愈少。這是類乎氏族的大家族，所以崩潰的真原因，畢竟還在經濟上。

  但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原因。因為所謂氏族，不但盡相生相養之道，亦有治理其族眾之權。在國家興起以後，此項權力，實與國權相衝突。所以國家在倫理上，對於此等大家族，雖或加以褒揚，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所謂強宗巨家，遂多因國家的干涉，而益趨於崩潰了。略大於小家庭的家庭（第二、第三種），表面上似為倫理道德的見解所維持（歷代屢有禁民父母在別籍異財等詔令，可參看《日知錄》卷十三《分居》條），實則亦為經濟狀況所限制。因為在經濟上，合則力強，分則力弱，以昔時的生活程度論，一夫一婦，在生產和消費方面，實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誇獎某地方風俗之厚，或且自詡其教化之功，就大謬不然了。

  然經濟上雖有此需要，而私產制度，業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間，亦不能無分彼此。於是一方面牽於舊見解，迫於經濟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則受私有財產風氣的影響，而要求分；暗鬥明爭，家庭遂成為苦海。試看舊時倫理道德上的教訓，戒人好貨財、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說之多，便知此項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制度果然自己站得住，何須如此扶持呢？所以到近代，除極迂腐的人外，亦都不主張維持大家庭。如李紱⑦有《別籍異財議》，即其一證。至西洋文化輸入，論者更其提倡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了。然小家庭又是值得提倡的麼？

  不論何等組織，總得和實際的生活相應，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現代人的生活相應呢？

  歷來有句俗話，叫做「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可見所謂家庭，實以扶養老者、撫育兒童為其天職。然在今日，此等責任，不但苦於知識之不足（如看護病人，撫養教育兒童，均須專門知識），實亦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財力言之。如一主婦不易看顧多數兒童，兼操家政。又如醫藥、教育的費用，不易負擔）。在古代，勞力重於資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則適成為窮困的原因。因為生產的機鍵，自家庭而移於社會了，多丁不能增加生產，反要增加消費（如紡織事業）。兒童的教育，年限加長了，不但不能如從前，稍長大即為家庭掙錢，反須支出教育費。而一切家務，合之則省力，分之則多費的（如烹調，浣濯）。又因家庭範圍太小，而浪費物質及勞力。男子終歲勞動，所入尚不足以贍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隸一般，家事還不能措置得妥貼。於是獨身、晚婚等現象，相繼發生。這些都是舶來品，和中國舊俗，大相逕庭，然不久，其思想即已普遍於中流社會了。

  凡事切於生活，總是容易風行的，從今以後，窮鄉僻壤的兒女，也未必死心塌地甘做家庭的奴隸了。固然，個人是很難打破舊制度，自定辦法的。而性慾出於天然，自能把許多可憐的兒女，牽入此陳舊組織之中。然亦不過使老者不得其養，幼者不遂其長，而仍以生子不舉等人為淘汰之法為救濟罷了。這種現象，固已持續數千年，然在今日，業經覺悟之後，又何能坐視其如此呢？況且家庭的成立，本是以婦女的奴役為其原因的。在今日個人主義抬頭，人格要受尊重的時代，婦女又何能長此被壓制呢？

  資本主義的學者，每說動物有雌雄兩性，共同鞠育其幼兒，而其同居期限，亦因以延長的，以為家庭的組織，實根於人類的天性，而無可改變。姑無論其所說動物界的情形，並不確實。即使退一步，承認其確實，而人是人，動物是動物；人雖然亦是動物之一，到底是動物中的人；人類的現象，安能以動物界的現象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