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兩漢的社會

  漢承秦之後，秦代則是緊接著戰國的。戰國時代，封建的勢力破壞未盡，而商業資本又已抬頭。在漢時，還是繼續著這個趨勢。

  《史記·平準書》上，說漢武帝時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絀恥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樂其生了。然而又說：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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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真家給人足，誰能兼併他人？又誰願受人的兼併？可見當時的富庶，只是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

  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懸而待決，於是釀成了新莽時的變亂。莽末亂後，地權或可暫時平均，因為有許多大地主業已喪失其土地了。然而經濟的組織不改，總是轉瞬便要回復故態的。所以仲長統的《昌言》上又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可見土地和資本，都為少數人所占有了。我們觀此，才知道後漢末年的大亂，除政治外，別有其深刻的原因。

  漢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數極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沒入的，私奴婢則因貧而買賣。當時兩者之數皆甚多。卓王孫、程鄭，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童手指千」，則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為利，如晁錯勸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終身復，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國算緡之獄，得民奴婢以千萬數。前後漢之間，天下大亂，人民窮困，奴婢之數，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極嚴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出現的原因不除去，究竟能收效幾何，也是很可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階級的思想，也很為濃厚。在漢代家庭中，父權很重。在倫理上，則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觀念。漢儒說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在諸經之傳中，對於《孝經》和《論語》特別看重，就是這個道理。在政治上，則對於地方官吏，還沿襲封建時代對於諸侯的觀念。服官州郡的，稱其官署為本朝。長官死，僚屬都為之持服。曹操、張超的爭執，在我們看來，不過是軍閥的相爭；而臧洪因袁紹不肯救張超，至於舉兵相抗，終以身殉，當時的人，都同聲稱其為義士。然而漢朝人也有漢朝人的好處。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時代之士風，一種慷慨之氣。後世人的唯利是視，全都化成漢人所謂商賈者不同。漢代之士，讓爵讓產的極多，這便是封建時代里輕財仗義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輕利，好為奇節高行。後漢時代的黨錮，便是因此釀成的。至於武士，尤有慷慨殉國之風。司馬相如說，當時北邊的武士「聞烽舉燧燔」，都「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這或許是激勵巴蜀人過當的話，然而當時的武士，那種奮不顧身的氣概，確是有的。我們只要看前漢的李廣恂恂得士，終身無他嗜好，只以較射赴敵為樂，到垂老，仍慷慨，願身當單于。其孫李陵，更能「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司馬遷說他有「國士之風」，真箇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絕漠，亦是從古所無之事。這都由於這些「荊楚勇士，奇材劍客」素質佳良而然。當時不論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風氣，所以後漢時，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絕域。一個英雄的顯名，總借無數無名英雄的襯托。我們觀漢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漢代因武士的風氣還在，所以遊俠也特盛。遊俠，大約是封建時代的「士」。封建制度被破壞後，士之性質近乎文的則為儒，近乎武的則為俠。孔子設教，大約是就儒之社會，加以感化；墨子設教，則是就俠的徒黨，加以改良。所以古人常以儒墨並稱，亦以儒俠對舉。墨者的教義，是捨身救世，以自苦為極的。這種教義固然很好，然而絕非大多數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遠，而其風即衰息。《遊俠列傳》所謂俠者，則「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回復其武士的氣概。然而生活總是最緊要的問題。此等武士，在生產上總是落伍的，既已連群結黨，成為一種勢力，自不免要藉此以謀生活，於是就有了司馬遷所謂的「盜跖之居民間者」。仁俠之風漸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懲艾，人民對他亦不免會有惡感。於是後起的俠者，就不免漸漸地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