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漢的學術

  不論什麼事情，都有創業和守成的時代。創業時代，諸家並起，競向前途，開闢新路徑；到守成時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發明的東西了。兩漢時代的學術，正是如此。

  當戰國時代，百家並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強國，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為治，這時候，法家之學，自然盛行。楚、漢紛爭之時，縱橫家頗為活躍。然而天下已定，其技即無所用之。不久，也就漸即消沉了。在漢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養生息，黃老清靜無為之學，當然要見重於時。所以雖有一個叔孫通，制朝儀，定法律，然而只是個廟堂上的事，至於政治主義，則自蕭何、曹參，以至於文帝、景帝，都是一貫的。

  但是在漢初，還有一個振興教化、改良風俗的要求。這種要求，也是君臣上下同感其必要的。漢人教化的手段，一種是設立庠序，改善民間的風俗。一種便是改正朔、易服色等。前者始終未能實行，後者則未免迂而不切於務，而且行起來多所勞費。所以漢文帝等都謙讓未遑。武帝是個好大喜功之主，什麼興辟雍、行巡守、封禪等，在他都是不憚勞費的。於是儒家之學，就於此時興起了。

  自秦人焚書以來，博士一官，在朝廷上，始終是學問家的根據地。武帝既聽董仲舒的話，表彰六藝，罷黜百家。又聽公孫弘的話專為通五經的博士置弟子。於是在教育、選舉兩途，儒家都占了優勝的位置。天下總是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少，為利祿而學問的人多。於是「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儒家之學遂臻於極盛了。

  漢代儒家之學，後來又分為兩派：便是所謂今古文，為學術界上聚訟的一個問題。所謂今古文者，今文便是秦以後通行的隸書，古文則指前此的篆書。古人學問，多由口耳相傳，不必皆有書本。漢初經師，亦系如此。及其著之竹帛，自然即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這本是自然之理，無待於言，也不必別立名目的。然而後來，又有一派人，說前此經師所傳的書有缺誤。問其何以知之？他說：別有古書為據。古書自然是古字寫的。人家稱這一派為古文家，就稱前此的經師為今文家。所以今文之名，是古文既興之後才有的。話雖如此說，然而古文家自稱多得到的書，現在都沒有了。其所傳的經，文字和今文家所傳的，相異者極少，且多與意義無關。所以今古文的異同，實不在文字上而在經說上。所謂經說，則今文家大略相一致；而古文則諸家之中，自有違異的。大約今文家所守的是先師相傳之說；古文家則由逐漸研究所得，所以如此。

  西漢最早的經師，便是《史記·儒林傳》所列八家，這都是今文。東漢分為十四博士。其中《春秋》和《穀梁》是古文。《易經》的京氏，也有古文的嫌疑。其餘亦都是今文。古文家說《書》有逸十六篇，但絕無師說，所以馬融、鄭玄等注《書經》，亦只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限。而逸十六篇，今亦已亡。禮有《逸禮》三十九篇，今亦無存。《春秋》有《左氏》，未得立。今古文之學，本來各守師傳，不相摻雜。到後漢末年，鄭玄出來，遍注群經。雖大體偏於古學，而於古文無所專主，都是本於己意，擇善而從。適會漢末之亂，學校廢絕，經學衰歇。前此專門之家多亡。鄭說幾於獨行。三國時，出了一個與鄭玄爭名的王肅。其學糅雜今古，亦與鄭同。而又喜造偽書。造作《偽古今文尚書》和《偽孔安國傳》《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托於孔子之言以自重。於是今古文之別混淆。後人慾借其分別，以考見古代學術真相的，不得不重勞考證，而分別真偽，也成為一個問題。

  學術之興替，總是因於時勢的。在漢代，儒學雖然強盛，然而在後漢時，貴戚專權，政治腐敗，實有講「督責之術」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長統、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頗近於法家。後來魏武帝、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學致治的。在思想上，則有王充，著《論衡》一書，極能破除迷信和駁斥世俗的議論卻不談政治。這是其所研究的對象有異。至其論事的精神，則仍是法家綜核名實的方法，不過推而廣之，及於政治以外罷了。

  在漢代，史學頗為發達。古代史官所記，可分為記事、記言兩體。現今所傳的《尚書》是記言體，《春秋》是記事體。又有一種《帝系》及《世本》，專記天子、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這大約是《周官·小史》所職。《左氏》《國語》，大約是《尚書》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記錄和民間的傳說了。在當時，是只有國別史，而沒有世界史；只有片段記載，而沒有貫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魯史》修《春秋》，兼及各國的事，似乎又世界史的規模，然而仍只限於一時代。到漢時，司馬談、遷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書》，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體。後人去其世家，而改書之名為志，所以稱此體的歷史，為「表志紀傳體」。班固便是用此體以修《漢書》的。但其所載，以前漢一朝為限，於是「通史體」變為「斷代體」了。兼詳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紀傳體為佳；而通覽一時代的大勢，則實以編年體為便。所以後漢末年，又有荀悅因班固之書而作《漢紀》。從此以後，編年和表志紀傳兩體，頗有並稱正史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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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在古代本是韻文先發達的。春秋戰國時，可稱為散文發達的時代。秦及漢初，還繼續著這個趨勢。其時如賈、晁、董、司馬、匡、劉等，都以散文見長。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等，則別擅長於詞賦。西漢末年，做文章的，漸求句調的整齊、詞類的美麗，遂開東漢以後駢文的先聲。詩則古代三百篇，本可入樂。漢代雅樂漸亡，而吟誦的聲調亦變。於是四言改為五言。而武帝立新聲樂府，采趙、代、秦之謳，命李延年協其律，司馬相如等為之辭。其後文學家亦有按其音調，製成作品的，於是又開出樂府一體。